第二節區域內的人文風貌
正如俗話所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確，“每一個人，從他誕生的那刻起，他所麵臨的那些風俗便塑造了他的經驗和行為。到了孩子能說話的時候，他已成了他所從屬的那種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長大成人，能參與各種活動時，該社會的習慣就成了他的習慣，該社會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該社會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由於所處地理環境的特殊性，衢州深受吳越文化影響，“衢本吳越境，居廣穀大川之間，風土樸野，民俗湻厐”。六朝之前，吳越尚武逞勇的風氣一直很盛，“吳越之君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劍”。從東晉以後，由於士族精神與書生氣質的影響，吳越地區逐漸形成喜好文學、重道尚賢的謙謙士風和義以當先、果敢悍直的尚武之風。
一、俗尚文學，賢才輩出
一位唐代地方官員曾作過如此評論：“吳越地卑，而此方獨高，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地處吳越的衢州地區則由於“地介偏陬”，“溯漢迄唐，人材索寞”。盡管如此，衢州也先後湧現出鄭灼等一批篤誌好學之士。鄭灼，生於南北朝，“性精勤，尤明三《禮》”，“幼而聰敏，立誌儒學，少授業於皇侃”，“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誌如此”。唐宋以來，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後，由於學校、書院等教育機構的發展，加之族學受到普遍重視，浙西南地區崇文之風日趨濃厚，於是“名賢輩出，磊落英多”。宋代劉牧“生而明敏”，以範仲淹為師，著有《易解》與《易象鉤隱圖》三卷，卒後王安石親自為其撰寫墓誌銘。徐霖“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曾“為學者講道”，“聽者三千餘人”，可見其影響之大。其學識之豐富、涵養之深厚，見諸於《徐霖遺稿》50卷、《春山文集》20卷、《太極圖說》及《中原音韻注釋》等著述之中。與朱熹齊名的理學大師徐存，曾師從理學家楊時，為程頤再傳弟子，“隱居教授，執經門下者千餘人……門人如同縣周賁、周孚、柴衛，西安鄭雍、陸律，常山江泳，皆著名當時”，朱熹“相與講明理學，敬服之”。徐存著述頗豐，主要有《六經講義》《中庸解》《論語解》《孟子解》《潛心室銘》等。朱熹在徐存死後曾作詩吊唁：“不到南塘久，重來二十年，山如龜背厚，地與馬鞍連。徐子舊書址，毛公新墓田，青鬆似相識，無語獨淒然。”徐晉卿“精於韜略”，著有《春秋·左傳類對賦》。鄭道“不詭隨於流俗……瀟灑不羈，常芒鞋竹杖葛巾野服，攜童仆逍遙於山水之間，人鹹羨其為神仙中人”，曾“與毛幵、範進築精舍於梅岩，深究《易》理，士大夫就訪無虛日”，其遺稿《碧川濯纓錄》“為世稱重”。鄭若於“紹熙初，以上舍登進士，唯以學不及人為恥”，“無心聞達，益肆探討於聖賢之學”，著述主要有《春秋麟筆》《心斷詩學摘葩錄》《周禮疑誤解》《書經折中》《中庸誠明說》等。孔氏南宗後裔孔元龍“年逾九十猶手不釋卷，有《柯山論語講義》《魯樵集》”。
在元代，江南儒士無疑是政治地位最低的南人。盡管如此，也有不少儒士筆耕不輟，如開化吾邱衍“隱居求誌，好古博學”，“善精篆，書以石鼓當代獨步，兼通音律”，其著述相當豐厚，地位頗高，可謂著作等身，主要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