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理學成為明代的官方意識形態後，儒學地位重新得以提升，衢州地區更是明賢輩出。葉秉敬“淹貫萬卷，著述鴻富，擁皋比講學，四方請益盈戶外”，著有《左傳綱領》《經世要略》《政學要錄》《四書鄙問》《蘭台講會》《考工緒論》等，“自成一家言，士趨其門猶恐不及”。王宏“賢聞震衢”，“善真行草書，可步趙文敏公”，“博極群書，深解旨趣，詩賦詞章泉湧，著《易啟疑》《春秋辨證》，能發先賢俟後學自悟之蘊，縱老師宿儒不克加疵其間”。王璣“先係皆以純德世其家”，相繼拜陳獻章、王陽明為師，深諳王學精髓。居喪期間“申衢麓講會，以興起後學為己任，定為朔望會期”，講學“以忠信為本，致良知為的”。徐日久“邃心史學，上下千百年事洞若指掌”，著有《曆代史抄》《葵園雜著》《五邊典則》《江夏記事》《巡海實錄》《徐子學譜》等。
清代的周召，“獨耽書籍”，“苦誌力學，博通今古成大儒……所著《受書堂稿》五十卷，皆辟邪崇正、守經衛道之言”。其《雙橋隨筆》所體現的主張，“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數，崇實而不崇虛”，“獨立之見若中流之一砥”，“所言皆崇禮教斥異端，於明末士大夫陽儒陰釋空談性命之弊，尤為言之深切，於人心風俗頗有所裨”，因而被收入《四庫全書》。鄭永禧“生而穎異，七歲能屬辭，十歲畢諸經，十二歲為諸生”，在當時士人普遍深受八股約束的文化背景下，“潛心古學，自經義史籍以及金石文字鹹喜，推究、校讎、辨析，不厭精詳，而於古書雅記，有涉及地方文獻者尤措意焉”；在罷官居家之後，專注於《衢縣誌》的纂修，“獨力采訪”，於民國15年（1926）終於完成《衢縣誌》初稿，共三十卷百萬字。其中考證舊誌訛誤達百數十條，但仍擔心有所疏漏，就請著名方誌學家餘紹宋校訂。可惜的是，書還未來得及出版，他卻因疾而卒，真可謂嘔心瀝血。此外，鄭永禧還著有《西安懷舊錄》《爛柯山誌》《衢州鄉土卮言》《姑蔑地理變遷考》《春秋地理同名異名考》等。
上文所錄士人，或學養深厚，著述鴻巨；或名譽一方，曆見史冊，均堪稱飽學之士。誠然，衢州曆史上的飽學之士遠不止這些。此外，大量不入仕途的山林隱士，或“樂道忘貧”，或孜孜求學，“每借人經史子集抄讀”，士風醇厚，“齗齗焉有鄒魯之風”。正如朱彝尊所說：“夫三衢固仕國也，昔之言經術者，若鄭灼之三《禮》，劉牧、徐庸、柴翼之《易》，徐晉卿、王宏之《春秋》，皆是西安產也。西安之俗，其君子敏於事，士之誌於學者不少……吾知教之所由興，必自西安始，爰摭其本末而書之於右。”婺州（今金華）自宋、元以來也是名儒輩出，其中不乏開宗立派、著述宏富者，婺州因之被譽為“小鄒魯”和“東南文獻之邦”。南宋的呂祖謙、唐仲友、陳亮均有建樹，“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製，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為得其宗而獨傳”，“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為經製之學。考當時之為經製者無若永嘉諸子，其餘東萊、同甫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並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呂祖謙與朱熹、張栻在當時並稱為“東南三賢”，以之為代表的婺州學派（金華學派）與朱熹的閩學、陸九淵的心學並稱為三大理學學派。婺州學派的另一重要開創者範俊所作的《心箴》，深得朱熹讚賞而被收入《孟子集注》。嘉靖帝親自為《心箴》作注並刻碑立於太學，明代文人甚至將範俊作為婺學開創者。呂祖謙與朱熹、陸九淵、張栻、陳亮等之間的相互交遊、詰難及講學探討，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黃幹、葉霖、金履祥、王炎澤、胡長孺、吳思齊、傅寅、石一鏊等弟子絡繹不絕地慕名而來，被稱為“北山四先生”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則是朱熹的再傳弟子。理學成為官方哲學之後，婺州出現了許謙、黃溍、吳師道、張樞、吳萊、黃景昌、範祖幹、宋濂、胡翰、戴良、葉儀等一大批著名儒者。可見，婺州“自宋迄元，一郡之中，名儒接踵”，“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為鄒魯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