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儒開宗立派，後繼代有才人，金華“地靈所炳，人傑斯興……人文薈萃，曩有小鄒魯之目。曆考自來著作，其目錄載在郡邑者不下千餘種，而書缺有間”。黃靈庚先生經過大量考證後認為曆代金華學者的著述“遠不止千餘種”，“自宋代至晚清，婺籍文獻著作宜在五六千種以上”，“無論是著作內容還是著作形態，均極為豐富……婺州文獻承傳四部分類傳統，即經、史、子、集色色齊全”，且有大量“文集”傳於後世。
二、尚武崇義，果敢悍直
左思《吳都賦》中所說的“士有陷墜之銳，俗有節概之風”對衢州民眾的影響頗深。程俱則對衢州民風作了如此評價：“其氓俗悍以果，君子耿耿尚氣而敏於事。”衢民一向以彪悍、耿直、尚氣、好武著稱，“民壯較拳勇、武生，儒亦試習騎射”。在地方治安受到威脅時，就會出現勇猛之士，不求謀官，而求鄉裏平安。開化人戴遴在平賊後拒官，以辦教育等善舉造福鄉裏，“性忠誠，勇於為義。甲寅閩變，山寇嘯聚，遴躬率鄉勇剿賊，賊首馬鵬欲滅其族，奔投軍前為國出死力，屢入賊巢，偵探以圖恢複。賊平有功，敘守備職，不授，歸鄉裏修本邑學宮，獨建啟聖祠及浮橋，諸善舉甚眾”。衢州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是如此，其中江山“民風強悍，廢功名，爭進取……進士、舉人、貢生、生員，皆為鄉黨所重視，應武試者尤多，武進士、武舉人，連綿科第，他郡縣望塵莫及。以故學技擊、練刀叉棍棒者，十人而九”。與尚武相映的則是崇義，衢民頗有俠義精神，常以救人於危難為樂，路遇不平則“拔刀相助”。明代縣人王家業，“魁梧豪舉，峻節坦衷……友人病疫，躬進藥餌。徐侍禦被豪汙蔑，飲恨而卒，培其藐孤，力白當道。義氣逼人類如此”。崇義之風更多的則是體現在日常的善舉義行之中，“見義必為，至老不倦”。“資人婚嫁，助人殯殮……輸義粟以備賑濟，贖眾地以活祖塋，建祠宇以綿先祀……繕橋梁、置祭產、治譜牒、著家訓”等義行，屢見於地方文獻。有人甚至一生扶貧助弱，施財舍金，而自己百年之後卻“身無以殮”。
深受這種民風的熏染，衢籍在朝官員或驍勇善戰，或耿直坦率，持義視死者不乏其人。北宋名將徐徽言，“衢之西安人，少為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誌，喜談功名事”，後以武進士及第入仕，後來在與西夏和金的戰爭中屢建戰功。靖康二年（1127），金兵圍困太原，斷絕宋軍糧道，情勢危急，徐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升任武經郎、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當時黃河以東郡縣都已陷落，百姓日夜盼望朝廷軍隊光複。徐徽言暗地聯絡晉、汾土豪數十萬人，相約收複失地。於是，金人“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1128）冬，金軍包圍晉寧，徐徽言請求可求聯合抗金，不料可求降敵，並被金將婁宿挾至城樓以勸降徽言。麵對可求“君於我胡大無情？”的無理提問，徐徽言手持弓箭，厲聲指責：“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同時果斷出擊，斬殺婁宿之子。當時，黃河以東皆已陷，獨剩晉寧孤城巍立，徐徽言又集結山中百姓幾萬人與金兵鏖戰於黃河之上，大小數十戰，斬殺金兵無數。金軍進攻數次都未能得逞，故而“圍之益急”，後在糧草殆盡、城池難守的情況下，徽言下令燒毀所有作戰物資，最後由於手下李位等人叛敵開城而失敗，“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衊敵手’”，之後，“金兵猥至，挾徽言以去”，金將婁宿親自勸降，誘之以高官厚祿、嚇之以白刃兵器。徐徽言不為所動，謾罵不已，最終被金人所殺。高宗聞此消息後盛讚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