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將視死如歸，江景防、周穎、徐霖等文官則敢於直言進諫、剛直不阿。宋常山人江景防，時任忠懿王之侍禦史。忠懿王入朝見駕時，他以禦史身份獻吳越地圖和戶口冊，說：“吳越以一隅捍四方，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悉加，故額數倍。”江景防如實陳述了百姓不堪重稅、生活困苦的現狀，“民苦苛斂久矣”、“民困無已時也”，“遂沉圖籍於河”，因而激怒了宋太宗，被貶為沁水尉。但是，宋太宗在不久之後仍“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舊率畝稅五鬥永更定為一鬥，其減稅之由實始於景防沉籍”。周穎與趙抃、李覯之間常以書信相與交好。趙抃為諫官，周穎在信中說：“當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無以難行事強人主，無以私喜怒壞賢士大夫。”周穎被賜進士第、授教書郎之後，王安石“禮敬之，問新法何如。對曰：‘歌謠甚盛。’安石喜，扣其辭，穎高訟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因此得罪了王安石而被調離京師。無論是江景防對宋太宗的直言相諫，還是周穎對王安石的直抒己見，他們身上所體現的都是對國家和百姓的責任感。徐霖於淳祐四年（1244）授沅州教授，“時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專國。霖上疏曆言其奸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其言辭之激烈慷慨，令人“為之吐舌，為霖危之”。
浙西南土地上不僅湧現了許多在朝廷忠君愛國的忠烈之士和賢士大夫，在地方上也不乏以死報國的正節之士。徐應鑣，“衢之江山人，世為衢望族。鹹淳末，試補太學生”。南宋以嶽飛宅為太學，有嶽飛祠。德祐二年（1276），南宋滅亡，徐應鑣在祭祀嶽飛時感慨地說：“天不祚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隨後與妻子兒女縱火自焚，被家仆發現救下。自焚不成，應鑣便與兒女怏怏而去，“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麵如生”。一介書生的徐應鑣，其以死報國、愛國忠烈的壯舉，令人肅然起敬。十年之後，其同窗劉汝鈞率儒者五十多人將其骸骨移葬湖濱方家裕，私諡“正節先生”。
朝廷將軍、大員、節義之士展現的舍命精神和雄偉氣度，普通百姓所表現的樸實善良本心和救人危難義舉，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浙西南民俗的精華。
第三節區域內的文化傳承
浙西南地區深受吳越文化和荊楚文化影響，曆經秦漢、隋唐，隨著中原移民的不斷湧入，中原地區的生產技術、生活方式、教育體係以及文化觀念，逐漸滲透到浙西南地區。南宋以後，由於統治中心的南移、學校教育的普及、世家大族家法族規的普遍訂立、鄉間閭裏鄉約的管束以及揚善懲惡的旌表活動等因素，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因此上升為區域內的文化核心。
一、教育機構的普遍設立及民間講學的興起
自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之後，儒家文化逐漸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和主流文化。曆代統治者出於政治需要，通過各種途徑將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念的儒家文化不斷推向社會，以期達到統一思想、團結民眾、維護社會穩定、鞏固統治的目的。由於政權更迭，以及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發展的差異性，不同時代的推廣力度和廣度也有所不同。就浙西南地區而言，宋代之後儒家文化的影響更為廣泛而深入，尤其是南宋以來，儒家文化向社會基層即民眾層麵的傳播和推廣更具有係統性。這種廣泛而深入的傳播推廣，與教育機構的普遍設立及民間講學的廣泛興起關係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