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教育理念的轉變
各級教育機構是統治者宣揚主流文化及核心價值觀念的重要陣地。唐代以前，我國的教育基本上處於“學在官府”的層麵，隻有“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等才具有進入“國學”的資格。“鄉學”雖專為下層民眾子弟設立，但僅小學而已，經過“選士”、“取士”之後，隻有寥寥數人進入“國學”深造。“官學”教育的最終目的，隻是在於培養貴族子弟成為具有統治能力的政治權力繼承者，至於普通民眾則無入學接受教育的權利。漢代由於經學的影響，精英化教育的特點更為突出，其所采用的教材就很能說明問題。唐代之前的教材以《易》《尚書》《詩》《禮》《春秋》為主，目的在於“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可見，教育內容主要強調知識性、曆史性和政治性，旨在為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
雖說“經學盛於漢，漢亡而經學衰”，但直到唐末宋初仍“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意，猶漢、唐注疏之遺也”。隨著宋代理學的興起，學問研究逐漸從對古書的注疏、盲信轉向對人自身的關注，人們開始重視“關於‘人’的學問。它所討論的大概都是關於‘人’的問題，例如：人在宇宙間的地位和任務，人和自然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性和人的幸福”。由於關注的側重點不同，理學家們更加注重教育在家庭倫理、社會倫理養成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在“五經”的基礎上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使倫理成為教育的關鍵詞。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宋代完成了一個重要的轉向，即由經學轉向理學，或由知識轉向倫理。”這一轉向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它為儒家教化在民眾層麵的推廣奠定了廣泛基礎，因而對宋代以後的教育尤其是私學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官學教育的蓬勃興起
元代之前，官學教育主要分為府學（州學）和縣學兩級，元、明、清三代在府學和縣學之外增設了社學，主要目的在於加強鄉村教育。
就衢州地區而言，州一級官學始建於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也是浙江最早建立的五所州學之一。至元十三年（1276）於故址建禮殿，二十一年（1284）建文廟；嘉靖九年（1530）建啟聖祠；萬曆五年（1577）建明倫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建求益書院，後遷入正誼書院。衢州州學作為該地區的最高學府，從唐朝建立之後直到民國時期，屢遭兵燹和風雨侵蝕，曆代官員不懈努力，屢次修葺、改建、擴建，未曾中斷，培養了大批人才，“治心如閱道，矢節如毛公注，徐公存者出乎其間”。
衢州地區的縣學建立時間先後不一，也曾曆經修（遷）建。
經過五代十國的長期割據，北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但因經濟實力有限，官學教育一度難以恢複，直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後，各州、郡才開始紛紛設立官學，“大中祥符四年，永康軍始立鄉學，為州郡立學之始”。
但由於辦學經費、管理體製等因素的製約，宋初的官學教育並未得以振興。宋代官學的真正振興是在宋建立八十多年後的慶曆年間。我們可以從表11中看出，北宋時期衢州地區的縣學，除西安、開化縣學的建學時間地方誌中無明確記載之外，龍遊縣學建於慶曆四年（1044），江山、常山縣學分別始建於熙寧、紹聖年間，都比大中祥符四年較晚。同時，各縣學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從建立之後曆經元、明、清三代的漫長歲月中，屢遭兵燹，輕則“梁棟亦圮”，受風雨浸淫，“牆壁破”，“楹柱”、“析木朽腐”，“瓦壁缺壞”，重則“牆屋薪木皆毀”，從而不得不屢次修葺、改建甚至遷址。曆代地方官員、士紳、商人及民眾的捐助，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縣學經費的不足，並使修繕和維持工作得以完成。也正因如此，各縣學得以延續和發展，承載和發揮了重要的宣傳教化作用。
汪芳在為常山縣學所作的題記中說道：“學校所以明人倫而善風俗，所以育賢才而應時需，其關係重矣。”此語充分揭示了學校教育的兩大主要目的：一方麵秉承曆代官學教育的宗旨，強調教育的政治性和曆史性，即重視為國家培養入仕之士，以備國家之用，“今天下賓興，士群至於王庭，與備官使於中外者，必自縣學始”；另一方麵將化民成俗、提高人們的倫理道德修養作為教育的重要任務，以充分發揮教育在感化人心、提高倫理修養方麵的普世功能。這無疑是中國古代官方教育的一個重大轉型。這一轉型與科舉選士所造成的弊端不無關係，明代學者謝鐸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學校之設遍天下，天下之士盈學校。其所讀誦者皆六經四書之文，其所講習者皆孔孟程朱之道，不可謂不知所學矣。”然而，讀書人雖然精通六經四書，但沒有真正達到聖人設教著述之根本目的，“古之學者所以窮理而盡性，所以修己而治人，今學校之士不過綴文詞以竊科第，釣聲譽以謀利祿”。學校教育如果單純作為讀書人謀取功名利祿的工具，那就嚴重違背了辦學之初衷，“後世之教及於士而不及於民，所以教者又皆記其文而遺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