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官員和儒士正是認識到了這種弊端，因此在強調育才的同時，深刻反思教育的真正目的，“身不立，名不揚，亦嚐有終夜不寐者乎？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亦嚐求古人而企及者乎？見危致命，見得思義，亦嚐有昧古書之言而反之者乎？若猶未也，則是教之未至也”，於是就一再強調修己、孝悌、義利等儒家核心價值觀念，以期達到“因古之名，求古之實”的目的。衢州地區在北宋一代就設立縣學五所，打破了唐末至宋初很長時間僅一所州學的局限，從而使更多人獲得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同時，加上教育理念的初步轉變，官學教育雖仍以培養國之棟梁為主要目標，但教育在家庭、宗族倫理中的作用為更多的人所重視，教育在改善民風民俗、推動社會文明、促進社會穩定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受教對象再次下移，元代鄉村“社學”的設立即是其重要的表現。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頒布有關法令，規定每社（元製50家為一社）建學一所。明洪武八年（1375），西安縣城建立了四所社學，成化、弘治年間，朝廷屢詔修葺。此後，各地紛紛興建社學。明清兩代，衢州地區包括衢縣、龍遊、江山、開化、常山，先後共建社學三十餘所。教育對象上，農閑時令“各閭裏之子，無貴賤少長從便就學”；師資方麵，一般由官員聘任私塾教師擔任，學官循例檢察；教育內容方麵，“成童而下習幼儀，誦小學日記故事，書精誦，事強記。而上習大學，誦語孟經史，依仁遊藝”；教學方法上，“先生講解，喻以要義，毋徒誦說，要實踐也。於此勤而業進者賞，大進者升鄉校，不進戒夏楚，頑罰桎梏”，並為“不能達於學者”創造再次學習機會。社學的廣泛興起，不僅擴大了教育對象，使廣大平民子弟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在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上都有重大改革，其所強調的循序漸進、注重實踐等原則，更有利於將國家的主流意識及核心價值滲透普及到更廣泛的民眾之中，從而有利於社會穩定和進步。
（三）民間教育的興盛
自西周始，中國古代一直都有“私學”或民間教育的存在。作為官學教育的有機補充，民間教育在中國古代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末宋初，由於社會動蕩，官學教育普遍衰落，私學逐漸興盛，“在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固有的文化教育機構的衰敗必然導致相應的社會功能的缺失。而社會係統為保證其正常運行，其自我修複機製必定會發生作用，以彌補相應的功能缺陷”。民間教育正是這一修複功能的具體表現，在此特定條件下，“教育之權由公家移於私家”。
衢州地區的私學教育始於唐，發展於宋，明清兩代達到高峰。大致可分為書院、義學和私塾三類，其中以書院的規模最大，影響最為廣泛和深遠。衢州地區的書院最早可追溯到南齊，時人徐璠之與其好友顏延之於太末縣（今龍遊）建立蒙山精舍，課授生徒。唐末，“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聖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唐嗣聖至垂拱年間（684—688），衢州須江縣高士祝拒薦朝官，在江郎山設館，講經談道，至耄期不倦，此為書院的早期雛形。神龍年間（705—706），位於今衢州地區的盈川東龍丘山建有九峰書院，唐侍郎徐安貞青年時期就在此研習經史，五代名僧貫休也曾讀書於此。此後，書院教育得到蓬勃發展。兩宋至明清時期，衢州地區先後建有大小書院七十餘所。名噪一時、影響深遠者有柯山書院、清獻書院、衢麓講舍、明正書院、正宜書院、逸平書院、包山書院、定陽書院、鹿鳴書院、青霞書院等。書院廣泛收徒授教，聚徒講學，不僅加強了各地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而且極大地促進了衢州地方文化的發展。當時的柯山書院，先後邀請朱熹、徐存，學者盧襄、馮熙載、趙令衿等理學大家前來講學，一時間“四方之士雲集”。宋末元初，著名文獻學家馬端臨親自出任柯山書院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