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麓講舍建成之後，“東郭鄒公守益，明水陳公九川，緒山錢公德洪，龍溪王公畿，嚐偕六學師生講學於斯”，為儒學在衢州地區的廣泛傳播和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包山書院由“聽雨軒”發展而來，信州“鵝湖之會”後，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轉道包山，寓軒教學，論道賦詩，盛況空前。聽雨軒一時成為傳道之藪，風雅之歸。書院以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為主要教學內容，旁及文史，兼設適應科舉考試的課程。在當時的理學家看來，正是由於北宋官學的功利性，缺乏道德培養和倫理教化，致使學者社會責任感下降，社會風俗敗壞。因此，朱熹所擬定的《白鹿洞教條》特別強調倫理教化以及修身養性方麵的內容，首先要求做到的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然後要求的才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在修身養性和處世接物方麵，則提出了更為具體和明確的目標，在修身方麵要求“言忠信，行篤敬，懲憤窒欲，遷善改過”；在處世方麵要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在接物方麵要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白鹿洞教條》深刻地折射出朱熹的教育理念，具有豐富且深厚的人文意蘊。這既是一種理念，體現了對傳統儒學的複歸，又是一種實踐，它使儒家倫理更為全麵地走向社會。因此，《白鹿洞教條》極大地影響了此後書院的發展走向，當然也對衢州地區書院產生了重要影響，衢州書院學規也大抵與此相同。
書院與理學的發展互為因果，“宋、明理學所以特別發達，一方麵固然因為它本身價值有擴大的可能性，而一方麵還因為它有宣揚的憑借之所，足以養成風氣。因此在清以前，書院之升降與理學之升降互為因果”。尤其是書院的倫理化、規範化趨向，更使儒家文化走向民間，有學者指出：“儒學至南宋以後隨書院的廣被而盛，並隨書院的傳播而深入民間，遂取佛老之說而代之，再度發揚光大。同時亦因書院講學的推崇孟軻的學說，使孟子在學術、教育界的地位，逐漸高升至僅次於孔子之位，這種情形曆元、明而不衰，使儒學家思想再度控製了此後千餘年間的社會。”書院得到蓬勃發展的同時，學塾教育也開始勃興。學塾又分為義學和私塾兩類，“比閭術黨之間創設義學，以推德意而廣教育”。義學一般依靠大宗族的祠產或個人的捐助集資而設立，主要教授本族子弟，同時教授鄉裏子弟；不僅免除學費，甚至還可免除食宿費用，使“貧不能舉贄者皆肄業於此”。私塾在不同時期又不同叫法，如鄉校、家塾、冬學、族塾、村塾、蒙館等，一般較大的自然村都有設立。學塾教育無固定地點，也無固定學習年限，大多采取單人麵授的教學方法。
學塾以進德、修業為宗旨，以養成忠、孝、節、義等倫理為目標。學塾雖不具備官學、書院那樣的規模，但其分布範圍十分之廣，鄉閭村舍隨處可見，是麵向平民和貧民的教育，從而對儒學向社會的全麵推廣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總之，學塾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重要教育形式，為廣大普通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對此，有學者作了如下評價：“宋代以前，學校教育基本上隻是士族地主的事情，庶族地主接受教育的機會都很有限，而對於農民階級來說，讀書受教育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宋代族塾義學的發展不但為地主階級各階層接受學校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條件，而且也使農民階級讀書受教育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