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聖諭”的核心是去惡揚善，教化民眾，移風易俗，“每月朔望日或次日”的宣講活動往往伴以相應的“彰善”、“科惡”，做到賞罰分明。據康熙《衢州府誌》載，聖諭宣講之後就進行表彰活動，對象是“安分守己，倫常無乖，不橫行惹事違悖聖諭者”，程序也較為公開，“每約各報一二名，本府問之眾人，果以為善，即登善簿，書名旌善亭。其善之大者，仍轉申上司旌表”。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科惡，對象是“觸法行凶，不孝不悌，或聚會結黨，或酗酒嫖賭，遊蕩凶橫之徒，明犯聖諭者”，程序也同樣公開，“每約酌舉一名，本府問之眾人，果以為惡，即登惡簿一次記過。令鄉約人等勸教二次，不改，發鄉約量責。仍勸教之三次，不改，重責。申上司究懲，書名申明亭。終能改者，惡簿消名”。“彰善”、“科惡”等活動體現了教育引導為主、重在教化的原則，充分反映了為政者通過鄉約組織以達到化民成俗、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通過彰善，樹立良好的道德楷模及道德規範，其道德教化的功效顯而易見，“鄉約一行，惡人沒處存身，善人得以自保”。懲惡揚善與鄉約宣講的結合，為基層的儒家教化注入了有效的激勵機製，增強了儒家教化的感染力。
（二）鄉飲酒禮
早在上古時代，作為一種禮儀製度，以明等級、敬老、尊賢、謙讓等為主要內容的鄉飲酒禮就較為盛行，但當時僅限於“大夫之禮”，與普通民眾無關。後來與儒學相結合，逐漸成為以地方儒學為中心的社會文化活動。唐宋以後，依托於地方書院等教育機構，經江南儒者的不懈努力，南宋政府終於“頒鄉飲酒儀於郡國”其儀由“國子祭酒高閎草具”，紹興十七年（1147），又下令命州縣每三年舉，行一次鄉飲酒禮。於是，鄉飲酒禮推廣至全國。但由於各種原因，自唐至元始終未能形成較為統一的時間和儀製，且時有中斷。明清兩代統治者充分意識到：“鄉飲酒禮，敬老尊賢，敦序長幼之節，申明朝廷之法，其有關於禮教甚巨。”明代以順天府主持鄉飲酒禮，“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舉行，題本稿奏”。清代於順治二年（1645）規定：“定京府每歲於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舉行鄉飲酒禮，設賓介、主人、眾賓之席，以府尹為主人。”
乾隆年間（1736—1795），政府對鄉飲酒禮體製進行了更為嚴格的規範。衢州地區的鄉飲酒禮，屢見於地方史料。康熙《衢州府誌》對其儀製作了詳細記載。參與鄉飲酒禮的人數眾多，主要由主、賓兩部分組成，主人一般由地方官員擔任，府為知府，縣為知縣，如果沒有正官，則以佐貳官代之；賓又分為大賓、僎、介、三賓，大賓一般由致仕官員擔任，僎由鄉裏年高有德之人擔任，介較之僎次之，三賓再次之。這一儀製及人員構成具有權威性和廣泛性，是一種政府行為，即由朝廷統一鄉飲儀製及人員構成，地方加以執行，盡管地方政府根據具體情況會做出調整，但也隻是局部微調。除此之外，地方或民間也有鄉飲酒禮的存在，即春秋社祭結束後舉行的鄉飲酒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