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無比自信，確信能從生活中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一切，可以、並且隻靠自己做成任何自己想做的事，這對創造者來講很正常（因為他是理性的，才會有這樣的感覺……），［但是］他必須銘記：不錯，創造者的確能夠心想事成——前提是他要依循人的本性、世間的規律以及他自身高尚的品行，就是說，他不要一廂情願地期望別人，而且不要對那些有集體性質的、和他人相關的，或主要借助他人的意誌才能完成的事有所企圖和幻想（這會是一種不道德的願望和嚐試，與創造者的本性背道而馳）。如果他做這樣的嚐試，他就不再是創造者，而會成為集體主義者和寄生者。
因此，他絕不能對他想對別人做的事，以及依靠和通過別人做的事抱信心（他不能——甚至不該希望去做這樣的嚐試——哪怕是嚐試就已經不對了）。他絕不能認為他可以……以某種方式用自己的熱情和智慧感染他們，令他們符合他的期望。他必須麵對原本的他們，認可他們生來就是本性獨立的個體，不受他的影響。［他必須］用自己的方式獨立地和他們交往，處理那些根據自己的判斷適合自己的目標或標準的事（是他們自發、獨立於他所做的事）——同時，不要指望別人。
達格妮現在的迫切願望是經營塔格特運輸公司。她看出身邊沒人符合她的目標，沒人有這個能力、獨立性和資格。她覺得自己可以同那些無能的寄生蟲共同經營，可以通過培訓他們，或者隻當他們是接受她命令、缺乏主動性和責任感的機器人。而她自己，事實上則成為萌發一切創意的火花，所有責任的承擔者。這根本無法做到。這是她的決定性錯誤，失敗的根本原因。
作為小說家，安·蘭德最終要表現的並非是壞人或是有缺陷的英雄人物，而是理想的人——堅定如一、完整、完美。在《阿特拉斯聳聳肩》裏，這個人物是約翰·高爾特（John Galt），一個直到小說的第三部分才出現，卻推動社會和情節發展的高大形象。按他（以及小說）的特點，高爾特有必要成為所有人物生活的中心。在蘭德女士1946年6月27日所寫的一篇筆記《高爾特與其他人物的關係》中，她簡要說明了高爾特對每個人物的意義。
對達格妮——理想。是她的兩個追求的答案：既是天才，也是她愛慕的人。第一個追求通過她尋找發動機發明者表現出來。第二個的表現則是通過她日益堅定的信念：自己永遠不會陷入愛情……對裏爾登（Rearden）——朋友。這種理解和欣賞是他一直都需要，但又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或者他覺得自己已經得到了——他曾在周圍的人，他的妻子、母親和兄妹身上尋找）。
對弗蘭西斯科·德安孔尼亞（Francisco d‘Anconia）——貴族。唯一給他挑戰和激勵的人——幾乎就是“屬於他的那種”觀眾。生活中隻要有如此的快樂和色彩就足以令人眩暈。
對丹尼斯約德（Danneskjold）——依靠。對於這個不安和魯莽的漂泊者，他是唯一代表土地和根的人，如同拚命抵達的目標，瘋狂出海遠航後的港口——他唯一能夠尊敬的人。
對作曲家——靈感和出色的聽眾。對哲學家——他的抽象結果的具體化身。
對神父阿瑪杜（Amadeus）——他的矛盾的源泉。痛苦地意識到高爾特是他一切努力的終點，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一個完美的人——而在這個終點，他的方法並不適合（他正屈從於那些罪人，毀滅這終點，毀滅他的理想）。
對詹姆斯·塔格特（James Taggart）——永恒的威脅，神秘的恐懼，恥辱，負罪感（他自己的罪孽）。他與高爾特並無特別的聯係——但他有那種持續不斷的、毫無來由的、莫名的、歇斯底裏的恐懼。在他聽到高爾特的講話和初次見到高爾特後，他覺察到了這種恐懼。
對教授——他的良知、恥辱和提醒，時刻折磨他的幽靈，對他的一生說“不”的那個東西。
關於以上的一些注解：裏爾登的妹妹斯苔西（Stacy）是一個小角色，後來從小說中刪去。
弗蘭西斯科（Francisco）在當時那個年代被拚寫成“Francesco”；丹尼斯約德的名字為伊瓦爾，大概是沿用了瑞典“火柴大王”伊瓦爾·克魯格的名字，後者是劇本《一月十六日夜》中的人物比約恩·福克納的真實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