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鬆點，夥計，”弗雷德·基南用著怪異緩慢的聲音說道。他突然抱著兩臂，一動不動地坐定，盯著費雷斯的那股神情令全屋的人忽然意識到了費雷斯是在建議謀殺。“別讓我再聽見你說什麼企業裏要有死刑這樣的話。”
費雷斯博士無奈地聳聳肩膀。
“我們沒必要走極端，”莫奇匆匆說道，“我們不要嚇唬人，我們是想讓他們站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的首要問題是，他們……他們是否能接受它？”
“他們會的。”費雷斯博士說。“我有點擔心，”尤金·洛森說道，“是關於第三和第四點。控製專利沒問題，沒人會替企業家抱不平。但我擔心對版權的控製。這會引起知識分子的反感。這很危險，涉及的是精神的層麵。第四條的意思是不是說從現在起就禁止寫作和出版新書了？”
“對，”莫奇答道，“是這個意思，但我們不能對圖書出版業破例，它和其他行業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說了’禁止新產品‘，就必須要做到’禁止新產品‘。”
“可這事關精神領域呀。”洛森說。他的聲音裏並非是理智的尊敬，而是流露出一種迷信般的敬畏。
“我們不是在影響任何人的情緒，但是隻要把書印到了紙上，它就成為了物質商品——而我們一旦為一種商品破了例，就沒法控製其他的，就什麼都管不住了。”
“是的，的確如此，不過——”“別傻了，尤金，”費雷斯博士說，“你不想讓頑抗分子借機發表長篇大論，把我們的整個計劃給毀掉吧？如果你現在說出’審查製度‘這樣的字眼，他們就會狂呼說這是殘忍的謀殺。他們現在還沒轉過彎來。但你如果閉口不談精神，隻把它看成是一個簡單的物質範疇——和思想無關，隻涉及紙、墨和印刷出版——你就能更加順利地達到目的。你隻要確保危險的東西不被印刷和傳播——沒人會計較物質上的事情。”
“對，可是……可是我覺得寫作的人是不會讚成的。”“你有把握嗎？”韋斯利·莫奇問，幾乎是笑著瞟了他一眼，“不要忘了，根據第五點，出版業必須按基本年份的產量出版同等數量的書。既然沒有新書，他們就得再版重印，老百姓就得買些老書。有很多值得一看的書還一直還沒得到公平的機會呢。”
“噢，”洛森應道。他想起自己兩個星期前曾見到莫奇和巴夫·尤班克一起吃午餐。然後他搖了搖頭，皺起了眉頭，“不過，我還是擔心。知識分子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千萬不能失去他們，他們可是很能製造麻煩的。”
“他們不會，”弗雷德·基南說，“你們那類知識分子隻會沒事的時候瞎嚷嚷——一有風吹草動就老實了。多少年來，他們始終唾棄那些養活他們的人——卻對扇他們嘴巴的人舔指乞憐。不就是他們，像現在這裏發生的一樣，把歐洲的國家一個接一個地拱手交給了一群蠢貨嗎？不就是他們拚命嚷嚷著取消警報，打開門鎖，放那些暴徒進來嗎？從那以後，你聽他們再吭過一聲嗎？不就是他們嚷嚷著說自己是勞工的朋友嗎？而對於歐洲國家裏的鐵鏈黨、奴役營地、十四小時的工作日，以及死於敗血症的人，你聽他們提高嗓門說過什麼沒有？沒有，可是你卻能聽到他們對那些忍受皮鞭之苦的人們說什麼饑餓就是繁榮，奴役就是自由，受刑室就是兄弟的友愛，而且，假如那些可憐的人對此無法理解，那就是他們咎由自取，要怨就怨那些監獄地牢裏血肉模糊的屍體，而不是仁慈的領袖！知識分子？你也許會擔心任何一種人，但絕不用擔心現在的知識分子；他們什麼都能咽得下去。碼頭工會裏最差勁的搬運工都沒法讓我放心：他能突然想起他還是個人——然後我就管不住他了。可知識分子呢？他們早就把這忘得一幹二淨了。我想，他們所受的一切教育的目的都是為了讓他們把它忘掉。對知識分子你可以為所欲為，他們會忍的。”
“終於有一次，”費雷斯博士說，“我與基南先生的意見可以一致了。就算我不讚成他的感受，但至少同意他所講的事實。你用不著對知識分子擔什麼心，韋斯利。你就讓他們中的一些人領著政府的工資，然後派他們出去把基南先生剛才所提到的再原原本本地去宣傳宣傳：也就是說，受害者隻能怪自己。給他們的工資夠用就行，頭銜一定要響亮——這樣他們就會把版權的事扔到腦後，幹起活來，效果能超過一整隊的執法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