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麼說，世界史上第一個由普通市民直接參與國政的政體就在這個時期誕生了。後世稱之為“直接民主政治”。每一個市民都和權力的行使直接相關。這一時期的雅典，就民主政治在規模和重要性上對他國產生影響的國家中，至今仍然是最早也是唯一的一例。
當時雅典享有權利的人數，即成年男子的人數是3萬到4萬。因為距離雅典路途遙遠，或者到海外經商辦事而無法出席在首都雅典召開的市民大會的人估計不在少數，能經常出席市民大會的人數據說在1萬人左右。
但是，1萬也不是個小數目。不難想象，雅典人特有的旺盛的獨立意識和擅長辯論的性格，每每使得議事進程十分緩慢。而且1萬人是否都具備政治判斷力也是個問題。關於這一點，在經過了2500年後的今天，依然還是個未解的課題，所以深究無益。不過，有關那個時代的希臘人的想法，我們還是來欣賞一下名氣僅次於民主政治的陶片放逐的愉快的故事吧。
這是在陶片放逐法製定後不到20年的時候發生的一件事。雅典政界大人物阿裏斯德岱斯在一個已成慣例的陶片放逐投票現場，被一個男人叫住了。他好像來自遠離首都的地方，並不認識阿裏斯德岱斯。他遞上一枚陶片，說：
“對不起，能幫我寫上阿裏斯德岱斯的名字嗎？我不會寫字。”
阿裏斯德岱斯問這個男人阿裏斯德岱斯做了什麼壞事，那人搖搖頭說：
“不知道。我都不認識他長什麼模樣，隻是滿世界聽人說阿裏斯德岱斯是個大人物，是正義之士什麼的，我隻是聽煩了。”
阿裏斯德岱斯二話沒說，就在男人遞過來的陶片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後還給了他。那一年，阿裏斯德岱斯被雅典驅逐出境。
可是沒過3年，他就被召了回來。原因是波斯大軍打過來了。不用說，回國後的阿裏斯德岱斯協助總司令官特米斯托克利斯，把雅典率先展開的抗擊波斯戰爭引向了勝利。有意思的是，波斯戰爭中的第一功臣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名字後來也加入到了陶片放逐法的犧牲者名單中。這個製度於公元前417年被廢除，大概雅典人終於意識到這個製度存在許多有違國家利益的缺陷吧。
在雅典，無論多麼無知，隻要是市民，他的權利都受到絕對的尊重。但是不具備市民權這一形式的國籍的人則完全沒有參政權。住在雅典的所謂非市民通常是指外國人和奴隸。因為工作或其他原因，當時的雅典生活著很多外國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希臘人。他們說希臘語，信仰希臘宗教，有希臘人的性格，和雅典人沒有任何區別。隻是因為他們出身於雅典以外的城邦，就被和雅典市民區別對待。在雅典，父母必須有一方是雅典市民的人才能享有市民權。
後來，到了伯裏克利時代，雅典變得更加封閉，父母雙方必須都是雅典人，才有資格取得市民權。
在希臘，並非隻是雅典有這種傾向，說起來，希臘城邦社會的封閉程度確實出人意料。無論在雅典生活多少年，或生在雅典並將在雅典終老，隻要你是外國人，通向市民權的路永遠都是封閉的。想想雅典在經濟文化領域的自由化程度，這種傾向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但是如果要給全體市民同等權利，也許就不得不限製市民數量了。
蘇格拉底說過，祖國的法律即使不好也要遵守，為此他拒絕了讓他逃亡國外的勸告，而被處以死刑。同是哲學家的亞裏士多德則不願殉法，早早就溜之大吉了。對於雅典市民蘇格拉底來說，雅典是他的祖國。但是對於出生地不在雅典的亞裏士多德來說，他沒有義務為雅典的法律犧牲自己。
在這一點上，羅馬也選擇了與雅典不同的道路。希臘人普魯塔克是這樣寫羅馬的：
沒有任何比同化被征服者的做法更能使羅馬強大了。
但是，和市民繳納同樣的稅金，非但沒有被選舉權，甚至連選舉權也得不到承認的國家，在當今世界也不少見。
希臘與羅馬的不同之處在對待奴隸的處置方式上也可見一斑。希臘的奴隸除了極少數例外，注定終身為奴。相反，羅馬的奴隸中有解放奴隸。這一製度規定他們或者用攢下的錢贖回自由，或者在經過長年勞役之後，像獲得退休金一樣被授予自由。解放後獲得自由的原奴隸叫解放奴隸，其子孫可以獲得與羅馬自由市民完全相同的市民權。關於這一問題以後再細述。
城邦國家雅典確立了人類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體，這一政體一直延續到公元前5世紀。那麼在這個時期，與雅典並駕齊驅的希臘城邦國家的代表之一——斯巴達實行的又是怎樣的政治體製呢？所謂政治體製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因為選擇什麼樣的政體和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