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羅馬人的曆史學家塔西佗與蘇維托尼烏斯為何要對羅馬皇帝們口誅筆伐呢？
如果我們在今天的意大利街頭提問：“既是知識分子又身價不菲的人是誰呢？”意大利人的答案肯定會是：“左派。”
塔西佗身為元老院議員，而蘇維托尼烏斯則是皇帝的秘書官。塔西佗比蘇維托尼烏斯大約早出生15年，然而並沒有兩人生卒年的史料記載，不過傳聞他們都活了60至65歲。可是，無論是《編年史》的作者塔西佗，還是撰寫《羅馬帝王傳》的蘇維托尼烏斯，他們都生活在政局穩定、經濟繁榮的羅馬帝國時代。
塔西佗在尼祿自殺而亡的那一年大約13歲，而蘇維托尼烏斯則尚未降生。羅馬帝國在尼祿死後，陷入了一年半的混亂狀態，在這兩個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他們經曆的羅馬皇帝如下（括號內表示在位時間）：
韋斯帕薌（公元69-79年）、提圖斯（公元79-81年）、圖密善（公元81-96年）、涅爾瓦（公元96-98年）、圖拉真（公元98-117年）、哈德良（公元117-138年）。
羅馬帝國“五賢帝”中，後麵三位皇帝占了三席。對塔西佗與蘇維托尼烏斯的出生地，曆史學家們並不十分了解，然而普遍推測塔西佗出生於南法行省。塔西佗的嶽父阿格裏科拉的家族姓名是尤裏烏斯，出生地記載得很清楚，就在法國南部的法姆·尤裏（今弗雷瑞斯）。尤裏烏斯·愷撒在發動高盧戰役時代，就曾經授予過很多高盧實權派羅馬公民權，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姓名尤裏烏斯與元老院議員席位等授予了他們，阿格裏科拉的祖先應當就是愷撒拉攏的對象。羅馬帝國有這樣的慣例，即行省出身的人被提拔為元老院議員之後，通常會選擇同樣出生地的人做自己的女婿。不難推測，法國南部名為高盧·納博訥的地區很有可能是塔西佗的出生地。
與同樣出身行省、最終躋身羅馬上流社會的塔西佗不同，蘇維托尼烏斯出生於意大利本土，其父是第十三軍團的一名大隊長。從蘇維托尼烏斯的經曆推斷，他屬於羅馬帝國的中等階層。不管怎麼說，他們一位是元老院議員，一位是皇帝的秘書官，哪怕是沒有處於羅馬帝國的權力核心，當也應該是處於接近權力核心圈的地位。
從這兩個人的政治態度來看，他們都堅持國家大事不應由個人獨攬大權，而應當由元老院這支精英隊伍挑起重任，顯然上述立場表明他們都屬於支持共和製的一派。身為議員的塔西佗身上的這種傾向十分強烈。然而，他們兩人都生活在羅馬秩序井然、政局穩定、經濟繁榮的時期。
如果隻是單純地反對某一種體製，往往會造成自身力量的損失。保存實力又能到達反對體製的目的，唯有提出一個能夠取代現行體製的新的製度，才是正確的做法。也隻有這樣，反對體製才能取得積極的功效。
可是，隨著羅馬帝國政權的日益鞏固，羅馬人已經日益認可這種體製，在這種和平與繁榮的羅馬帝國政權時代，不可能一味地反對體製，而新的製度也很難產生。甚至連塔西佗與蘇維托尼烏斯都沒想過摧毀元首製度，回歸共和製。
在這種前提下，如若無法提出足以取代舊體製的新製度時，理性的反體製者又如何謀求出路呢？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批判。然而，一個人如果無法相信自己言語所具有的力量，他很容易變成為批判而批判，或者墮落為專門揭露別人醜聞的小人。就像研究者經常說的“塔西佗式悲觀主義”，我想他產生悲觀情緒的真正原因，並非擔憂羅馬帝國的未來，而是因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而產生的擔憂。這種想法與繁榮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然而，最後變成了德國曆史學家蒙森說的：“該記的不記，記的都是不該記的。”試想一下，假如報紙上的社論與周刊雜誌的八卦新聞，全是今天我們日本人留給後人的史書，那麼後人會怎麼來看呢？然而，羅馬皇帝的不幸之處在於，塔西佗功力深厚，遠非寫社論的記者可比，他的文章引人入勝，而蘇維托尼烏斯亦然，他的文章比周刊雜誌的文章更有意思，很適合作為人們閑聊的談資。正是他們倆功力深厚的文筆，這些文章才得以流傳2000年之久。共和製時代的知識分子西塞羅也早就有這樣的名言：“無論何時，批判當權者的文章總是受人追捧。”而我們在日本也很容易讀到塔西佗與蘇維托尼烏斯的作品譯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