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由此引起的更為嚴重的弊端是，不管是當事者還是非當事者，都喪失了自信。一個人如果捉襟見肘十分窘迫，那麼與其自身努力，不如犧牲他人更能消愁解悶。在裏昂的圓形競技場圍觀基督教徒處刑場麵並拍手喝彩的人們，就是其中的一例。羅馬皇帝作為軍隊的最高司令官，同時也是整個羅馬帝國的最高負責人。最高負責人的作用，就是將所有的人心動向都體察入微之後並作出決策。在國泰民安的時代裏人們未必需要領袖，但到了急需打開局麵時，領袖就不可或缺了。
羅馬軍隊計劃在公元179年春天發動巨大攻勢。首先，從兩位皇帝都親臨前線就可以想見羅馬的投入程度，而且當年的兩位執政官也加入了進來。給人的感覺，似乎隻有警察長官和負責首都的司法官員留在了首都羅馬，其他高官都傾巢而出，擁往前線。而直接統領大軍的總督以下的指揮官，都是此後20年間站在帝國防衛最前線的悍將。
毫無疑問，兩位皇帝親臨前線，士兵們當然奮勇向前。僅僅是一睹皇帝的容顏，他們就已經士氣百倍了。而且，馬可身在前線對將士的具體行動也產生積極影響。這種影響是怎樣發揮出來的呢？請看馬可自己的解釋：
指揮官們無一例外都是軍事專家，所以他們當然知道怎樣才能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但是戰爭是集體行動，不能完全聽憑各自的願望行事，我的用心之處，就是以國家利益為重，然後決定由什麼人在哪一領域執行任務。這時作為最高司令官，我必須注意為大家在各自的領域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努力創造條件。
簡單概括這番話的要點，就是“調整”，然而這種調整也不是那種技術上的指導。這時馬可是以皇帝的權威而不是以最高司令官的職責來處理這些問題的。說到權威，他是57歲的皇帝，治理國家17年，完全當之無愧。
而這一時期的羅馬人，也終於開始認識到不能把所有的北方蠻族都簡單地視為一個整體。在當時的曆史記錄裏，也開始把蠻族分為“近蠻族”和“遠蠻族”兩種。所謂“近蠻族”，就是在羅馬防線附近地區生活的人，所以他們和羅馬常有交戰，也時而談判和通商，馬爾科曼尼人、誇地人以及雅茲蓋斯人，都屬於這一種。而“遠蠻族”則住在更北方，和羅馬沒有直接接觸，羅馬人在這一時期才開始聽說他們部族的名稱，如薩爾馬提亞、倫巴底、汪達爾、哥特、法蘭克、撒克遜等。這些遠蠻族向西南方向遷移，壓迫著近蠻族不斷侵略羅馬。
馬可·奧勒留的宏偉計劃，是兼並這些近蠻族，建立行省，在和遠蠻族發生直接接觸時，新的行省將成為前沿要塞。
這個計劃本身很不錯。可以說，羅馬帝國版圖擴大的曆史就是防衛強化的產物。尤裏烏斯·愷撒將北部意大利劃入本國就是對盧比孔河以南的意大利半島的保衛策略，愷撒把高盧劃為行省也是如此，是為了加強防守包括北部意大利在內的意大利本土，繼承愷撒的衣缽，克勞狄烏斯皇帝完成了對不列顛的征服，也是為了高盧的安全。龐培將敘利亞列為行省，也是在強化對大國帕提亞的防衛。如果說，羅馬人最初並沒有建立大帝國的企圖，隻是隨著防衛加強，他們不斷開展軍事行動，征服地域不斷擴展，最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帝國。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出於防衛而建立新的行省是羅馬人的傳統政策，而圖拉真皇帝建立達契亞行省則是最近的例子。因此最重要的問題是，是否有充足的軍事力量去推行這一政策，馬可的時代還好，隻要避免因用人失誤而出現的浪費，羅馬軍隊還是具備壓倒性優勢的。而第二個問題則是，作為最高負責人的皇帝，是否具備始終堅持推行這一政策的堅強意誌。公元178年的馬可·奧勒留的確具備這種意誌。因為這兩項條件都具備了，羅馬大軍在公元179年連戰連勝也是理所當然的。最高司令官的堅強意誌都貫徹到了每一名士兵身上，使他們都有著不達目標決不罷休的氣勢。
坐鎮卡農圖姆軍團基地的皇帝陸續接到了整個多瑙河中遊流域戰場傳來的捷報，無論是馬爾科曼尼人還是誇地人、雅茲蓋斯人，都是一觸即潰，四散奔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