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點，基督教徒們應該也十分清楚。所以他們拒絕參拜皇帝的雕像，並且在將羅馬帝國控製在自己手中之後，開始積極地而且有意識地將這些皇帝雕像全部破壞。
所以說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之間的對立，與其說是兩種不同宗教之間的對抗，不如說是兩種不同文明之間的抗爭。
但是，瓦勒良和德基烏斯一樣都沒有時間和精力將基督教徹底鎮壓下去。因為對於羅馬帝國的皇帝來說，與鎮壓基督教相比，抵禦外敵的入侵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在基督教方麵的記錄中，仍然將瓦勒良特別稱為“基督教的公敵”，由此可見，雖然瓦勒良的鎮壓時間很短，但仍然是非常有組織有計劃的行為。
公元257年，在將原本列為第一優先的帝國防衛體製徹底重整完畢之後，瓦勒良在繼位的第4年頒布了一項針對基督教的臨時措施法。不過這項法令仍然隻是針對基督教會神職人員而不涉及一般信眾，這項法令規定，基督教的一切祭祀活動以及基督教徒的捐款都被明令禁止。違反這項法令的人，將被直接逮捕並且處以流放或者死刑。
雖然不知道具體有多少人因為這項法令而犧牲，不過神職人員階級的殉教者卻留下了明確的記錄。
首都羅馬的主教斯提法努斯在當年8月2日殉教身亡。8月30日，前麵提到過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被行省總督逮捕並接受訊問。其實他這次也逃了出去，但是因為與教會有關的人受到了牽連，所以他才返回為其他人辯護，並且最後從容地選擇死亡。
到了第二年，即公元258年，皇帝瓦勒良好像乘勝追擊似的，又頒布了第二項臨時措施法。法令中重新規定，凡是拒絕參加祭祀羅馬諸神活動的神職人員，都將被判處流放或死刑。其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項法令初次將普通的信教群眾也列入處罰的範圍之內，而且導入了沒收財產的概念。
第二項臨時措施法不僅以神職人員為對象，還把對象擴大到信徒，尤其富有的信徒身上。由此可見，羅馬帝國也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要想阻止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範圍內繼續擴大，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截斷基督教會的資金來源。
羅馬社會原本並沒有獨立且專業的神職人員，因為羅馬是一個多神教的國家，所以並沒有統一的教典，也沒有教理，而沒有教典和教理自然就不必向普通信徒進行傳教，也就不需要專門負責傳教的神職人員。在羅馬社會中，維護神殿和舉辦祭祀活動等事宜，都是由國家以及地方自治體來負責，費用也由其承擔。正因為羅馬社會之前並沒有專門的神職人員來負責這些運營活動，所以他們也一直不能理解由信徒捐贈資金，用於營運教會、培養教會相關人員、舉辦彌撒等教會事務的概念。直到因為外敵的頻繁入侵而導致國庫空虛，羅馬帝國無力維持神殿的日常運作時，唯獨基督教會的活動依然絲毫不受影響，羅馬人才終於發現宗教可聚財的現象。
雖然羅馬人不知道為什麼教會要聚斂錢財，但身為當事人的教會內部對此清楚得很，而且基督教會的一大特色就是派係紛爭非常激烈。圍繞教理所展開的爭論，即便在被鎮壓的時代仍然火爆異常。關於教理的詳細內容在這裏就不予贅述。簡單地說，爭論的目的就是為主教的位置分出一個高下。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爭論，是因為成功占據上位的主教，能夠掌控信徒更多的捐款。
雖然從動機上來看教理論爭非常令人不齒，但這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因為一個宗教僅僅依靠信仰是無法存活下來的。教會要想保持宗教信仰的大旗，就必須使自身成為一個嚴密的組織。而要想充分地發揮組織的機能，純粹的信仰和強大的組織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要想維持一個組織的正常運轉，金錢更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所以說在羅馬帝國晚期逐漸興起的基督教，恰恰反映出了這個從古至今一直保持不變的真理。
雖然皇帝瓦勒良對基督教的鎮壓已經做得相當徹底，但是因為波斯國王沙普爾再次向羅馬帝國發動了攻擊，迫使他無法繼續對基督教進行鎮壓。對基督教徒來說，這場來勢洶洶的暴風雨終於過去了。而直到公元303年皇帝戴克裏先再次開始對基督教徒進行大規模迫害為止，居住在羅馬帝國中的基督教徒得以享受45年的和平生活。
在這45年裏有許多皇帝上台又下台，光是重要人物就有6人。並非因為德基烏斯與瓦勒良對基督教的鎮壓感到後悔，所以才采取了寬容的政策，而是因為他們在內憂外患麵前根本無暇顧及基督教的問題。公元260年，在羅馬帝國的麵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