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從巴基斯坦發出的攀登加舒布魯木Ⅰ峰的許可證傳到了梅斯納爾的手裏，當時，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登山家們是禁止進入整個加舒布魯木Ⅰ峰，Ⅱ峰和喬戈裏峰所處的喀喇昆侖地區的，梅斯納爾所在的探險隊是獲準進入這一地區的第一支探險隊。這份許可證可以說是非常寶貴的，梅斯納爾一接到這個許可證，就決定邀請皮特·海皮勒與他同行。
後來，皮特找到了讚助人，一家電視公司還讓他們拍下攀登的情形，由此他們也得到了一些收入，正是這些收入使他們能夠平衡預算，不欠別人的錢。
2.必須服從
1975年6月，梅斯納爾曾在尼泊爾隨同一支大規模的意大利登山隊從南坡以傳統方式攀登洛子峰，結果沒能登頂。這樣，更加強了梅斯納爾嚐試“阿爾卑斯方式”的願望。
梅斯納爾和皮特當時帶的設備並不多，從歐洲出發時，他們的行李才200公斤。從巴爾托加冰川到大本營，他們的設備是由12名搬運工運過去的，其實，搬這點東西有一半的人就完全夠用了，但是他們必須服從聯絡官的安排。聯絡官是當地政府指派的與探險隊隊員一同進入大本營的人，對這些聯絡員，每個探險隊都是無條件接受的。聯絡員的工作就是負責調解探險隊員同當地人的一切糾紛。
入鄉隨俗。有時候我們要達到目的，必須接受一些不公平的條件。我們不應當簡單地拒絕這些條件，雖然你有拒絕的權利，但是，對方也有不為你提供幫助，甚至給你設置障礙的權利。人類不同的群體之間，相互聯結的紐帶是利益，是互生互利的關係。如果你尊重這種規則，你就可以得到正常的幫助，如果你挑戰這種規則，最後隻要陷自己於孤立的境地。
一支龐大的美國喬戈裏峰登山隊就是因為沒有與當地人稿好關係而沒能登頂，像這支探險隊一樣，在喀喇昆地區對外開放後的第一年裏，還有好幾隻登山隊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沒能達到目的。因為登山隊都要依賴搬運工，這些搬運工對待登山隊像對待百萬富翁似的漫天要價，遇到這樣的問題，有權的聯絡員往往都是站在搬運工一邊。
土話說“哪方官向哪方民”。當你進入一個新的環境時，你不能想象這裏必須按照民主、公平的文明的社會規則運轉。也許你所在的單位和國家是這樣，但在新的環境裏，可能完全不同。你必須學會尊重和適應不同的社會規則，哪怕它是不合理的。
3.以“革命性”的方式登頂
在真正確定攀登的路線和方式之前，梅斯納爾他們計劃先在加舒布魯木穀進行適應性攀登，想在這個過程中觀察一下西北壁的路線，回到大本營後再作決定。
我們不可能一步實現目標。在正式的行動之前，我們必須先進行調查研究。進行一些嚐試和檢驗性的活動。
在5900米處，他們看到了西北壁和頂峰。坡麵支離破碎，不少地方還有冰，以前沒人從這個坡爬過。看到此，他們動搖了一次衝頂的想法，對自己負重登上那陡坡的能力開始懷疑。
他們於8月8日上到第一個營地。第二天，他們穿過加舒布魯木穀開始攀登西北壁的中部，這是最艱難的一段路程。當天他們到達了7000米處。第三天開始向頂峰進軍，非常遺憾的是他們沒能很好地拍下這一過程。剛開始時，皮特和梅斯納爾忙於輪流開路，直到快到頂峰時梅斯納爾才拍了一段皮特的鏡頭。後來，梅斯納爾的攝影機又不工作了，他用皮特的相機給皮特拍了幾張相片，又由於沿線沒有端穩相機，結果相片又都模糊了。
事先對必要的裝備進行檢測非常必要，這樣，就會避免臨時的慌亂和麻煩。
最終，他們以這種“革命性”的方式成功地登上了加舒布魯木Ⅰ峰峰頂，他們成了這裏的第二批來客。
其實，從技術上講，西北壁的路線比他們估計的容易攀登，甚至比我們攀登過的阿爾卑斯山脈的許多路線都容易。但是，攀登時卻要集中注意力，特別是下山的過程中更是如此。下山時，體力消耗雖然不是很大，但卻存在著很大的滑墮的危險。大多數8000米級山峰的事故都是在下山時發生的。
事故往往總是在放鬆和麻痹的情況下發生。在達到目標之前，往往不會出現毀滅性的挫折。毀滅性的挫折往往出現在成功之後。比如，在創業期間，在團隊成員內部能夠相互團結合作，而在成功之後，卻往往更重視自我利益，而忽略了互利合作。結果，內部糾紛可能使公司多年經營的輝煌成果毀於一旦，多年親密合作的夥伴成了敵人。
用“阿爾卑斯方式”去登8000米級的山峰現在有了先例，再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阿爾卑斯方式”的確是一種簡單易行的攀登方式，但是在攀登過程中所要遇到的困難，攀登者都要預測到，以便突發事件發生時立即拿出應對措施，否則的話，攀登者想生存下來都很困難。
單槍匹馬，較小的團隊，較少的裝備，雖然具有更高的效率，但卻意味著更大更多的危險和困難。這樣的方式比大規模、裝備完善的大團隊更脆弱，更容易瓦解和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