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梅斯納爾在季風後期登頂，並且采取的是單人行動，仍然不攜帶任何氧氣設備，梅斯納爾又一次創造了一個極品神話。
梅斯納爾就像一個轉動起來的止不住的陀螺，不斷地給自己提出新的目標，他說：在登山運動中，任何超越前人的攀登都是挑戰極限的成功。我不斷地將自己推向極限——從想象一個極限到超越這個極限。然而極限又是不斷變化的，追求極限就是逐步逼近一種絕對不可到達的境界。這種絕對不可到達的境界魔術般地使登山探險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通過攀登那些8000米級的山峰，我逐步認識到了我的潛力和能力，認識了什麼是可為的，什麼是不可為的。我的最後一個目標是不用人工氧氣，單人攀登珠穆朗瑪峰。然而，自從我有了這個想法之後，我一直在問自己：我能安全地爬上那艱難的最後300米嗎？“
要想知道自己的潛能有多大，就必須在實現一個目標以後，繼續給自己設置一個更高的目標。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不斷地超越自我，達到更新更高的境界。
英國的諾頓上校在1924年就曾登達珠穆朗瑪峰8600米處，但他未能走上那最後300米。另一位癡迷的登山者——英國人馬洛裏在登頂的最後關頭使用了氧氣麵罩，這樣他就有更多的成功登頂的機會。盡管馬洛裏是位反對使用人工氧氣的登山家，但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可以不使用人工氧氣而登頂珠穆朗瑪峰，據我所知，幾乎所有的醫生和登山家們都認為，從心理上講，不使用那種被尼泊爾人稱為“英國空氣”的氧氣瓶和麵罩，登頂珠穆朗瑪峰是不可能的。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可以灌裝壓縮氧氣並可以將之攜帶到8000米高度的設備已經完善起來。登山家們用氧氣麵罩吸入氧氣，在海拔8800米處使用人工氧氣後的吸氧量相當於人在6400米高度的自然吸氧量。但是，對我來講，登8000米級的山峰就應該是真正的8000米級的山峰，而不是什麼人位於8000米的高度吸氧量卻在6000米或7000米的高度。我要試試是否可以無氧登珠穆朗瑪峰。
我的準備工作在1972年就開始了，我打算同一個奧地利的登山隊同行。我曾同這支隊伍中的耐茲和奧爾茲醫生遠征過馬納斯魯峰。但直到1978年，我們才領到登珠穆很朗瑪峰的許可證。
從1972年做準備，到1978年才領到許可證，這漫長的六年，如果對於意誌薄弱的人，早已放棄。事情就是這樣，往往需要經過漫長的等待，才能取得行動的機會。
這時我決定邀請彼德·哈比勒加入我的探險行動並負擔其所有開銷。我與彼德的行動是完全獨立的，但我付給這支奧地利登山隊足夠的資金以便使用他們的大本營並共同開辟和使用登山路線。
對於個人來說，如果你要單槍匹馬地行動，這不意味著你可以完全脫離與別人的合作，事實恰恰相反，你仍然需要與別人的合作。不過，你可以讓這些合作商業化，用以代替一個團人內部之間的相互合作。
我和彼德曾計劃從1953年希拉裏首登珠穆朗瑪峰的東南脊路線和1975年伯寧頓首次開辟的西南脊路線之間的南脊路線上攀。這是一條新路線。然而，當走了一程之後，我們不得不調整計劃，回到奧地利隊的路線上來。那條新路線太陡，冰壁上的情況也不好，這對我們的無氧攀登來講難度太大了。
為了挑戰自我的極限，我們往往給自己設置一個較高的目標，一個新的行動計劃，但這個目標和計劃至少應該是可執行的，通過實踐，如果發現這個目標和計劃太脫離現實，我們應該必須及時予以調整。
除了登山之外，我此行的另一個目的是了解珠穆朗瑪峰地區夏爾巴人的生活狀況。夏爾巴人在這個地區生活了300年，然而近年來大規模的登山探險和徒步旅行活動給這裏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不良影響。
我和彼德同其他隊員共建營地。大家合作得很好。與此同時，一支英國的電影攝影隊與我們同行並拍攝我們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電影。這部電影版權的資金也是這次攀登經費一部分。盡管在隊伍中有職業攝影師，我還是帶著我的相機以便拍攝登頂的照片。
許多時候，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別人。我們可以爭取和別人的合作，但我們應該把底線留在自己這裏。
出發之前，當我準備不用人工氧氣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消息傳出之後，招來一片反對之聲。權威們在電視上，在新聞發布會上宣稱，我雖然可能登頂，但不可能活著回來；即使回來了，也是一個植物人。這些輿論自然對我們有負麵影響，並在一定程序上挫傷了我們的熱情。但是我還是要試，要頂風逆行。輿論的批評反而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不僅在登山的問題上是這樣，在我的生活中也是這樣。我不是要頑固不化地證明我的觀點是對的，我隻是想很嚴肅地試試不用人工氧氣攀登珠穆朗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