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行動，如果你讓別人參與評論，不可避免會出現許多消極負麵的評論。因為許多人習慣於消極地從反麵看問題。對於這些消極的評論，我們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不能因此而動搖自己的信心和決心。那種一聽到風聲就應聲而倒。我們要有自己的主意和決定。
1978年春季，彼德、我和那支奧地利登山隊來到海拔5400米的大本地，那裏仍然天寒地凍。一到下午五點，冷氣直鑽睡袋，把我們從頭到腳凍個透，一夜也暖不過來，在這座巨大的山峰腳下，時常能聽見冰層斷裂的劈叭聲，這使得我也開始懷疑起自己是否能戰勝這高寒缺氧的環境。盡管在我的詞典中從來就沒有“怕”字，但在這兩個月漫長征程的開始有些情緒波動也是正常的。
的確，麵臨長期的困難局麵，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負麵的情緒。可怕的不是我們的負麵情緒本身，而是我們及時化解這些負麵情緒。
到4月底，我們登達了南坳，彼德的感覺不太好，我決定同兩名夏爾巴民工安格和明瑪先走一步。正在此時，一場暴風雪使我們困在南坳兩天兩夜。我體驗到了呆在8000米的高度而不使用人工氧氣是什麼滋味。也正是在這時，我更堅定地相信隻要天公作美，不用人工氧氣我還可以登得更高。
隻有在極端的痛苦中，我們才能知道自己忍受的極限。同時，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是否還可以繼續提高自己的目標。
5月8日，當耐茲，電影攝影師博格曼和那兩名夏爾巴民工登頂後，我和彼德開始了最後的衝剌。我們倆人同加一名電影攝影師瓊斯當天到達了南坳。第二天淩晨，又冒著風雪向上攀。
選擇南坳作為突擊營地是經過考慮的。我們需要盡量減少在8000米以上高度的滯留時間。在8500米處建營過夜而不用人工氧氣是不可取的。如果我們像其他的珠穆朗瑪峰攀登者那樣將最後的衝剌分為兩個階段——從南坳到8500米，露營一夜後衝頂——那我們將不會成功。在高海拔地帶滯留的時間越短，各種危險就越小。
危地不可久留。危險的人物不可長期接觸。遠離危險的工作地，危險的工作，危險的人物，是智能的象征。
從南坳到頂峰我們用了大約8小時。最後一程我在前麵走並拍攝電影。當彼德翻進希拉裏台階一步步走上頂峰時，我拍下了這有曆史意義的鏡頭。現在再看這些資料時，馬上就使我回憶起登頂後我們是如何昏昏沉沉地坐在這世界最高峰上的，那時我們幾乎動都不想動了。
下山的情節是對劇性的。彼德是坐著滑到南坳的，我在山頂停了一會，拍電影，看風景，並在錄音機裏留了言。我希望這樣能準確地保存我的記憶，僅僅依賴回憶是不可靠的。當我開始下撒時，前麵的彼德已成了一個小黑點。到達南坳後，我的眼睛被灼傷了。這一天來我經常摘掉雪鏡以便拍電影，到了晚上發展成雪盲，疼痛難忍，眼淚也一個勁地流。
當我們隻想到某種使命，可忽視了必須注意的安全問題時，我們往往不得不付出代價。
5月10日，天氣仍然很不好，下撤像是在作一場惡夢。彼德在前麵走，我在後邊抓著繩子摸索著。他下到三號營地扣在那裏等著我。我們會合後，休息了一會，他又先走一步。待我自己下到洛子壁腳下時，他已在那裏等著我了。他像我一樣，也受了傷，在滑下南坳時，他扭傷了踝關節而且腳也早已凍得失去了知覺。
任何成功，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付出代價。你所追求的目標越高，越大，你需要付出的代坐也往往越大。
我們到達二號營地時簡直就是一對傷兵。但我們卻深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我們成功地登頂了珠穆朗瑪峰而沒有使用人工氧氣，盡管很多人，其甚至是專家，都預言這是不可能的。
以往的不可能的認識總是不斷地被事實打破，前提是你必須有勇氣這挑戰這種大多數人樹立的偏見。
無論我們擺出什麼樣的證據，仍然有人懷疑我們的成功。直到又有人重複了我們的成功之後，那些鼓噪不休的饒舌才算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