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流言的產生的原因有兩個：一、珠穆朗瑪峰上沒有秀麗的景色供人們觀賞，二、珠穆朗瑪峰上沒有險要的山勢供人們挑戰。
基於這種流言，許多職業登山者對珠穆朗瑪峰不屑一顧。這當然也包括科萊考爾，他像當時的人們一樣對珠穆朗瑪峰產生了藐視的心理。
截止到80年代初期，從南山口至東南山脊線這條最容易的攀登的路線已經被人們攀登過100多次。這個數據使人們產生了對珠穆朗瑪峰的這種膚淺認識。在當時，珠穆朗瑪峰的東南山脊線還有一種別稱——“犛牛之路”（犛牛越過冰雪到達大本營都是很困難的事。如果這條路連犛牛都能上去，可見它有多麼容易。），這是科萊考爾和他的同伴對它的慣用稱呼。
任何事情，隻有親自做過以後，才會有最準確的感受。流言往往是不準確的，一個輕信流言的人，最後會發現，自己往往被流言給蒙了。
1985年，有一位名叫迪克·巴斯的年近50歲的德克薩斯闊佬，他隻有一點登山經驗，卻在一位名叫大衛·布裏歇爾斯的出色的年輕向導的引導下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這件事情使人們對珠穆朗瑪峰的蔑視進一步加深了。
然而，巴斯登上珠穆朗瑪峰的事實改變了這一切。
登上珠穆朗瑪峰後，巴斯便成為第一位登上全部7大洲最高峰的人。他的這一偉大成果，不僅使他聞名於世，7大洲最高峰也成了眾多業餘登山者的目標。
從日常生活中擠出時間，對大多數登山者來說是不難做到的，得到足夠的費用也並不困難。因此，在1990年至1995年，這幾年間，攀登7大洲最高峰的人越來越多，人群擁擠的程度飛速增長，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上尤為嚴重。
為滿足需要，以向導攀登世界7大高峰、特別是珠穆朗瑪峰為營利目的的公司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1990年的春天，珠穆朗瑪峰的兩側，聚集著30支不同的登山探險隊，其中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隊至少占三分之一。
珠穆朗瑪峰開始成為著名登山運動員的樂土。用《登山》雜誌編輯邁克爾·肯尼迪的話說：“隻有你在較低山峰進行過長期訓練後才會獲得被邀請參加珠穆朗瑪峰探險隊這一殊榮。一個登山者隻有真正登上這座山峰才可走進著名登山者所在的更高的天地。”
隨著攀登珠穆朗瑪峰人群的不斷增多，尼泊爾政府意識到，安全、環境、外觀都成為有待解決的問題。為此，尼泊爾的政府官員們製定了一個計劃：提高登山許可證的價格。這個計劃既可以控製客流量，又可以增加國庫收入。
1991年，花2300美元就可以在尼泊爾旅遊局買到一張登山許可證，而且對登山隊的規模沒有限製。
1992年，要花10000美元才能買到一張許可證，隊伍人數不得超過9人，每增加1人要再付1200美元。
然而，昂貴的收費並未使珠穆朗瑪峰擁擠的程度得到改善。1993年春天（首次登上珠穆朗瑪峰40周年的紀念年），從尼泊爾一側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就有15支探險隊294人。這個人數是空前的、創紀錄的。
1993年秋天，尼泊爾旅遊局又做出了新的規定：每張許可證收費50000美元，且每支隊伍不得超過5人，每增加1人再交10000美元，但總數最多為7人。另外，尼泊爾政府還頒布法令，規定每個季節在尼泊爾一側隻允許有4支登山隊同時攀登。
尼泊爾政府萬萬沒有想到，這些限定竟把成群的登山者從尼泊爾轉向中國西藏。
我們從這些登山者身上可以得到這種啟示：通往成功的路是有多條的，在一條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時，可以改變思路，選擇其他的路。
這導致成百上千的夏爾巴人失業，人們的不滿和抗議隨之而來。
1996年春天，尼泊爾政府被迫取消了對每季登山隊數量的限製。與此同時，尼泊爾政府的官員們再次提高收費標準——對7人規模的隊伍收70000美元，每增加1人再收10000美元。然而，擁擠的人群並未因高額的費用而得到緩解。
我們從尼泊爾政府的政策變化的角度可以得到這種啟示：在考慮到行動、措施，製度和政策的導向、調節作用的同時，必須考慮到行動、措施，製度和政策的度。不恰當的度，往往無法實現自己想到達到的目的。舉措不夠，導向作用不明顯，舉措過分，則導向作用就會偏離。至於這個做事情的恰如其分的度，往往需要認真揣摩，並通過實踐的驗證才能得到。
3.被激活的渴望
1995年3月，《戶外》雜誌社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於是該社編輯給科萊考爾打來電話，告訴他有一個珠穆朗瑪峰向導探險隊準備在5天後啟程，並建議他參加這個登山隊，撰寫一篇文章，報道近年來的商業化登山活動，以及伴隨而生的矛盾。
這個電話換醒了科萊考爾內心深處被壓抑很久的童年夢想——攀登珠穆朗瑪峰。他反複考慮了這件事情，起初他很樂意去，並且預訂了航班、注射了所需要的免疫針。但是，最後他還是放棄了。因為編輯隻是讓他呆在大本營，而不是讓他去攀登珠穆朗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