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原計劃讓隊伍在這裏呆上一天的時間，來適應氣候。然而這個消息讓霍爾麵如死灰，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
“我將和麥克·格魯姆在黎明時分趕往大本營，以幫助救護丹增。”霍爾繼續說道，“我很遺憾地告訴你們，剩下的人必須呆在洛布傑村，直到情況得到控製。”
事情總是不斷地發展變化，常會有意想不到情況發生，這時就要酌情對原計劃做出適當的調整。
澳大利亞人麥克·格魯姆是霍爾的一位向導，33歲的他是布裏斯班的管道工，隻是偶爾做導遊。1987年，他從海拔28169英尺的幹城章嘉峰下山時，不得不露天過了一夜。他的腳凍傷嚴重，而不得不截去所有的腳趾。這一打擊並沒有使他的喜馬拉雅事業受到絲毫幹擾。相反，後來他又陸續攀登了喬戈裏峰、霍澤峰、喬歐亞峰和阿瑪丹拉峰。1993年，他登上了珠穆朗瑪峰，而且是在無氧氣供給狀態下到達頂峰的。
如果我們因為挫折就停步不前的話，進取的大門將永遠被自己關閉。如果我們負著損傷繼續進取的話，我們發現自己受到的挫折的影響並非那麼嚴重。
後來，大家才了解到丹增出事的經過。
當時5名夏爾巴人（丹增也在其中）在勘察一號營地之上的一段路線，這是庫巴冰河較平緩的路段。他們是排成一列向上走的，這種做法很明智，但是他們卻犯了一個原則性錯誤——沒有使用繩索——這是嚴重違反攀登規則的做法。丹增走在最後，他緊緊地跟著前麵的人，總是踩在前一個人的腳印上，即使他墜入裂縫時踩的也是前一個人的足跡。在他踩下去那一瞬間，就已經墜了下去，他甚至都沒來得及呼救。
麵對危險，我們沒有理由忽視任何一個細節，特別是那些基於教訓定下的規則，否則，曾經的教訓就可能同樣在自己身上發生。
20500英尺的海拔高度，他們不可能指望直升飛機救援。因為這樣的高度，飛機在空中盤旋都是非常危險的，稀薄的空氣更加無法給直升飛機螺旋槳提供足夠的支持力使之起飛和降落。
在這種情況下，丹增就隻能全靠人力來護送。從事發現場到大本營的垂直距離為3000英尺，而且這又是登山的整個路線中最陡峭、最危險的路段。要想把丹增活著送下山，必需靠群策群力。
再困難的事情，如果由眾人來分擔，那麼就變得不那麼困難了。再簡單的事情，如果非要個人單幹，也可能會遇到跨不過去的門檻。
霍爾時刻都牽掛著為他工作的每一個夏爾巴人的安危。在離開加德滿都之前，霍爾專門給參加這次探險小組的全體成員上了一堂課。這是一堂非常嚴肅的課，他講了大家應該如何去尊重他們的夏爾巴隊友：
“我們雇來的夏爾巴人是最好的合作夥伴。”霍爾告訴他們，“他們辛勤工作隻是為了賺取在我們西方人眼中為數不多的報酬。我希望你們記住，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沒有任何可以爬珠穆朗瑪峰的可能。我再重複一遍：沒有夏爾巴兄弟的幫助，我們中沒有任何人能攀登珠穆朗瑪峰。”
在合作中，每個人都會在某個環節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個人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到整個工作的進展。
過去的幾年中，一些探險隊領隊對他們的夏爾巴雇員漠不關心，霍爾覺得這種做法應當受到指責。因此霍爾特別強調一定要關心夏爾巴隊友。
1995年發生的一件事，更是讓他無法忘記：
一個叫卡米的夏爾巴男孩，有二十一二歲，被一個美國向導探險隊雇用做幫廚。他雄心勃勃，想要以一名夏爾巴攀登者的身份在高空工作，並向美國人提出請求。
卡米沒有受過任何正規訓練，也沒有任何攀登經驗，但是他那強烈的熱情、無私的奉獻精神，使他的願望在幾個星期後得以實現。
他們來到一個名為“霍澤之臉”的冰坡，這是一個非常陡峭非常危險的冰坡。為了確保安全，冰坡上由下至上係著一係列的繩索。在通常情況下，攀登者在攀登時要在自己與固定繩索之間係上一條安全鏈。
但是，這個年輕又缺乏經驗的男孩卡米太過自信，在他覺得，完全沒有必要把自己係在固定繩索上。
當他背著擔子沿“霍澤之臉”那石頭般堅硬的冰麵上向上攀登時，一個失手使他墜入了2000英尺深的山底。
單單靠自信，並不能戰勝所有的困難。畢竟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善於借助外力，實現內力與外力的最佳結合，才能有最出色的發揮。
卡米出事後，一些登山者迅速趕到穀底，當他們找到卡米時，他已經由於墜落過程中受大麵積外傷而死亡。
卡米的母親得知此事後，悲慟欲絕，一頭撞在了堅硬的石頭上。
這場意外的事故在霍爾看來，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夏爾巴人卡米在沒有受過任何正規訓練的情況下被允許攀登高山”。他還提出，阻止類似事件發生是他們這些組織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