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這裏，李致新的心裏感到非常矛盾：一種莫名其妙的委屈湧上心頭，山下的領導也太不理解自己的艱難了。可是他沒有辦法，隻好執行命令。
“執行命令！”說完，他就把報話機摔到一邊，重又套上冰冷潮濕的襪子和手套，拖著疲憊的身子鑽出了帳篷。風雪中，他向山上打著燈光，隻感到手腳冰涼，心仿佛在哭泣。
其實，大本營也在為他的身體擔心著急，他們知道他的腳已經凍傷，為防止傷情的擴大，不斷提醒他在原地活動手腳；怕他在風雪中睡著了，不停地和他說著話，鼓勵他。可李致新此時的情緒壞到了極點，隻是固執地感到大本營不理解他。
對於山下領導的鼓勵，他甚至用挖苦、頂撞來回應。報話機中不知是誰說了一句：“李致新，這是關鍵的時候，是你立功的好機會。”這句話真好似火上澆油，忍耐不住的李致新衝著報話機嚷道：“這好機會，你來試試！”
不過，好在他已經看到日本隊員向營地移動的微弱的燈光，他們現在還正在海拔8500米的高度，李致近趕緊拿著頭燈向他們照過去。
“風越來越大，氣溫越來越低，我的手腳由疼痛變得麻木，寒風夾著雪片吹到我的臉上和脖子裏，我越來越感到徹骨的寒冷，整個心都好像成了冰塊，一種被親人拋棄的感覺嚴嚴實實地包裹著我。終於，我無聲的哭了。我不知道在這潔白的世界中倒下去的勇敢者的英靈在怎樣嘲笑我，我也不知道我所崇拜的英國登山家馬洛裏站在8700米的暴風雪中該怎樣痛罵我。但我知道，此時此刻我的燈光，意味著日本登山隊員的生命，我隻能無條件地執行命令。就像白天突擊頂峰那樣，堅持，堅持，再堅持。”
他繼續在風雪中不停地總日本隊員搖動著頭燈。而日本隊員下山的燈光，也越來越近了。
當第一位日本隊員回到了營地時，已是5月6日淩晨一點多鍾。此時，指揮部傳出命令，李致新完成任務，可以回帳篷休息了。於是他回到帳篷，一頭鑽進睡袋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事後，李致新曾撰文專門記述這個難忘的夜晚，他卻沒有記述登頂那個偉大的瞬間，也沒有寫自己險些丟了一個腳指頭。
他說：“登頂之夜所經曆的一切，是極其艱難的，是對我心理上和意誌上的一次磨練和考驗。每當我回憶起這難忘的經曆，我都深有感觸。對於攀登者來說，他所獲得的一切不僅僅是在頂峰上，更多的是在他們艱難的攀登中，頑強的探索中和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的拚搏中。”
通過這件事，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
1.對於一個團隊來說，功利性的目標固然重要，但完成功利性目標所必需的非功利性目標也非常重要，雖然這些目標對於需要去執行的成員來說，並不那麼重要。這時，要順利完成非功利性目標，的確需要一些領導藝術。
2.許多時候，我們完成激動人心的功利性目標時，意誌堅強，但對於幫助別人之類非功利性的目標時，卻意誌動搖了。在完成激動人心的功利性目標之後，如果還需要我們做更艱巨的非功利性任務時，我們隻能堅持，堅持，再堅持，就像在完成功利性目標前的心態一樣，這樣，我們就能坦然麵對接踵而來的非功利性目標了。
五、再危險也要征服它——文森峰
1.踏入“死亡地帶”前的生死合同
1988年4月，中國登山協會與美國南極探險家邁克·唐共同組成了中美聯合登山隊，他們的目標是南極最高峰——文森峰。中方隊員一共有3名，李致新和王勇峰幸運地進入了這個登山隊，此外，還有一名女隊員，她是曾在南極工作過的南京地質礦產研究所副研究員金慶民。
1988年11月14日，李致新、王勇峰和金慶民乘機出發，15日飛抵舊金山，他們經過邁阿密、聖地亞哥，10天後到達智利最南端的城市彭塔阿雷納斯。
在到達美國之前，李致新和王勇峰對文森峰的了解僅限於它的地理位置和高度，他們甚至未見過文森峰一帶的地形圖，連一張文森峰的照片都沒有。
在彭塔阿雷納斯，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當地的圖書館，在這裏，他們第一次了解到文森峰，並了解到外國登山隊的多次失敗！
1988年11月25日，以邁克·唐為隊長的中美兩國聯合登山科學考察隊6人，搭乘加拿大探險公司的一架遠程運輸機，向南極大陸飛去。有生以來，李致新和王勇峰第一次走出國門去登山，也是第一次參與這麼長的登山科考活動。
他們的目標南極最高峰——文森峰是南極大陸埃爾沃斯山脈的主峰，海拔5140米。它位於南緯78度35分，西經85度25分的南極腹地。文森峰相對高差較大，山峰陡然而立、拔地而起。這裏氣候條件非常惡劣，夏季的平均氣溫為零下40度，冬季最低氣溫可達零下88度。在這片冰雪世界上，沒有任何生命，更沒有人煙，被探險家們稱為“死亡地帶”。英國著名的極地探險家費希爾在南極遇難前，曾在日記中這樣記述：“我們無法忍受這可怕的寒冷，也無法走出這帳篷。假如我們走出去，那麼暴風雪一定會把我們卷走並埋葬。”
對於剛剛參加完中日尼三國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李致新和王勇峰來說，他們的體力還沒有完全恢複，卻又要踏上更艱難的征途，這無疑增加了探險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