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既不能銷也不能產的情況下，青黴素從此銷聲匿跡。
10年以後的1939年，傳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隆隆的炮聲。牛津大學兩位學者鎮定自若地在圖書館裏翻閱資料：他們和其他科學家一樣，期待著製造出比磺胺類藥更好的藥物。
原來，自從發現百浪多息之後，又產生了多種磺胺類藥，它們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救治傷員的主角。但它們對一些病菌，會產生抗藥性而無能為力——人們呼喚著更好的抗菌藥問世。這兩位學者就是在此背景下尋找新藥的。
這兩位學者分別是牛津大學的著名病理學家弗洛裏——他認識弗萊明和他年輕的助手錢恩，後者是位德國化學家，希特勒上台後，迫使他背井離鄉。
突然，錢恩大叫起來：“教授，您看！這一篇。”弗洛裏迅速轉身一看，原來是前麵所提到的弗萊明的論文《青黴素——它的實際應用》。這一偶然的發現使二人大為振奮。弗洛裏立即找到了弗萊明，向他索取青毒素的菌株……
那麼，弗萊明的菌株“現在還好嗎？”
雖然當年青黴素既不能銷也不能產，但弗萊明卻沒有放棄——他頗為執著地把它在培養基上定期“傳宗接代”——一傳就是10年！所以他毫無困難地把它交給了弗洛裏。
1939—1941年，英國科學家馬丁（1910一）和賽恩其（1914一），發明了“分配色層分析法”（簡稱“紙層分析”）——一項把複雜化學物質分開的技術。於是，青黴素最終完成了“再發現”，並以“盤尼西林”（Penicillin）的大名，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神藥”。二人也因此榮獲1952年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
可能有人會說，這個10年的“傳宗接代”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這10年的堅持不但需要遠見——堅信它會成為“有用之才”；也需要信念——堅信它能夠“東山再起”；更需要癡迷和執著——3 000多天也許是沒有盡頭的“黑暗”，無數次簡單重複的勞動很可能是做“無用功”啊！
可不是嗎？有人就沒有這樣的遠見、信心和癡迷：1911年，裏查德·威斯特林（RichardWestling）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答辯的博士論文中，就早於弗萊明發現了青黴素產生菌，可他的發現卻永遠地淹沒在曆史的長卷之中！
在1945年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授獎儀式上，弗萊明、弗洛裏、錢恩因對青黴素的貢獻得獎。弗萊明在做獲獎演說的時候，拿出了一個玻璃培養皿的照片來。他說，他“把那個長有黴菌並含有病態葡萄球菌菌落的小平皿，當作紀念物保留了起來”。
到此，我們已經知道了那個拍賣3．5萬美元的物件是什麼了。它就是弗萊明在大約68年以前的、直徑5厘米的玻璃細菌培養皿，隻不過在它上麵刻了一行小小的但卻金光閃耀的字：“盤尼西林的產床。亞曆山大·弗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