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秦、漢時期，因為長時間的大量捕殺以及氣候的變化，黃河、長江流域的犀牛、大象，已經不可能在野外生存，其分布範圍也迅速減到西南地區。中國古代犀角雕、象牙雕，由於原材料逐趨短缺，作品聚減，以至於變成當時達官貴人炫耀財富的一種手段。這樣，秦漢時期牙骨雕刻行業的維係與發展，它的方式也從“就地取材”，轉換到“外出覓材，精工雕作”上，與春秋、戰國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豐華在勢，形成鮮明的對照。從整個中國牙雕發展曆史看，這一轉換期從秦代開始，一直延續到盛唐之前。其間，它的繁榮、衰落，它的變化、進取，都與當時的國勢密切相關，而我們今天還能見到這一時期的牙骨雕製品，就是漢代的器物。
到了漢朝時期，象牙雕刻就成了牙雕的主流，其他的獸骨、獸牙雕刻則降為附屬。作品的紋飾可劃分成三類：一是器麵光素無紋的，如牙勺、牙碗等；二是采用陰紋線刻或淺浮雕的表現手法，運刀柔美流暢，線條細如遊絲，動感極強，題材則多取自於現實生活，即使有神獸形象出現，也趨於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詭秘的圖案，表現簡單明了，且多加菱形邊飾；三是模仿玉器雕刻，常見的有幾何紋、圈點紋。圈點紋出自白玉雕中的蒲紋、穀紋，比較顯著的特點就是圓圈中心有小點。
象牙雕在漢代不能就地取材，海外貿易也剛剛開始，牙角的進口量又極有限，在這種情況下仍能取得長足進步，應該歸功於漢代藝匠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實實在在的努力。這也說明，藝術往往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它的發展有時並不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唐朝時期繼隋統一中國後，經過“貞觀之治”，社會經濟的發展勢頭突飛猛進，再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盛世。當時政治強大，經濟繁榮，在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上，也非常頻繁活躍。據史書記載，唐朝與東南亞、南亞的許多國家、地區，如印度、泰國、緬甸、蘇門答臘、爪哇、斯裏蘭卡，在藝術和宗教文化上往來很多，當地盛產的象牙、犀角和珠寶，時有進口，數量、質量也比較可觀。這樣，唐代牙雕業的發展便有了比較厚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中外藝術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當時牙雕藝術的繁榮和表現題材的開拓。
牙雕藝術在唐朝時期異常繁榮，但當時能享受它的，非上層統治階層莫屬。這些藝術品往往也是特權的一種象征。引《舊唐書·輿服誌》有“文武之官皆執笏，五品以上用象牙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記載。笏，古代官員朝見時手中所持的狹長板子，又叫“手板”，是用以指畫或記事的。執笏朝見，始於周朝。到了唐時，五品以下的官員都能持象牙笏，當時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在唐朝，象牙、犀角雕件不僅盛行於上層官僚中，同時也流行於文人士大夫和富貴人家。《朝野僉載》中就有“大書法家歐陽詢之子歐陽通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書”的記載。《圖畫見聞誌》也有關於德宗年間“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筆管，上刻《從軍行》，字畫精絕，似非人工，必向光明處方可辨之”的介紹，惜無遺物傳於今。
在甘肅省安西的榆林石窟中，有一尊保存完好的唐代象牙菩薩像，外形為騎象的普賢菩薩，手捧寶塔，袒胸赤足，頭發呈波紋狀；象背鞍踏俱全，裝飾美觀。這尊菩薩像，用一塊高80厘米，寬8.7厘米的象牙雕刻而成，又可一分為二，變為兩片，內刻54個不同的佛傳圖，表現的人物有279個，車馬12駕，均栩栩如生，形態各異，令人歎為觀止。現今存世的唐代牙雕，最精美、品種最豐富和數量最多的，要算日本東大寺正倉院的收藏。這批存世的象牙品，可以補出土資料的缺，也為研究唐代牙雕的發展和鑒別，提供了極其珍貴、可靠的標本。
宋朝時期，象牙雕刻已有相當規模，皇室、官府設有專門從事象牙雕刻的作坊。趙宋朝廷還專門設置規模宏大的皇家工藝品作坊——文思院。在文思院所屬“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為顯目，更受垂青。遺憾的是由於後來的戰亂，牙雕作品無一件傳留下來，所以，對宋代牙雕藝術的了解就非常困難。今天我們隻是從文獻中知道，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裝飾化的傾向；我們從同時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亦能領略這種風貌，因為牙雕、玉雕從來都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著。宋元時期的牙雕材料，多依賴於進口。據《宋史·食貨誌》記載：一次就從外國進口象牙7795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