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不滿足現狀，不斷進取，才能不斷創新和不斷突破。不斷進取既是浙江人創新精神的重要內容，也是促進浙江人進一步創新的動力。
惟變方能創新
經濟學家們認為，早期浙江經濟的形成得益於兩個利器：一是“模仿”，二是“跟風”。“跟風”當然不同於“模仿”，它與“模仿”互為表裏，是“模仿”的衍生或延伸。“跟風”與“模仿”相近而且互為依伴，為浙江經濟的發展作出過突出的貢獻，它造就了浙江企業之間的互助和合作、相爭和相學，形成了一種團體的優勢。
曆史總是要不斷進步的，社會的發展也是如此。浙江的跟風和模仿形成的經濟，也不可能始終停留在一種水平上，必然要隨著市場的逐漸擴大而形成“爭”的勢頭。競爭在所難免，因為做同一種產品的廠家越來越多，市場日趨飽和，廠家們的產品不得不講究貨真價實。然而隨著市場的繼續飽和，僅僅講究質量也不足以保持自己的優勢了，於是便在花色和品種上做出應變姿態，想方設法地既要保持質量又要追求新鮮亮眼的吸引力。浙江的許多企業正是在這種激烈競爭的推動下不斷向前發展，連續踏上了幾個新台階，先後經曆了啟動期、轉換期和創新期。
時代在變，市場在變。“變”是世上萬事萬物中惟一一個“不變”的事理，以不變應萬變從來都是一種階段性的策略，不可能一條道兒走到黑，因而古人說“識時務者為俊傑”，隻有積極順應時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隻有不斷進取才會產生“俊傑”。在這方麵，浙江商人群體往往能顯示出與內地企業家的不同。他們過去靠著“跟風”和“模仿”，創造了浙江個體經濟的“森林”，而敏銳的商人頭腦又使他們將自己的特性轉移到對新的商場形勢、新的技術要求、新的質量和款式要求的“跟風”與“模仿”上來。浙江商人說：不知道靈活多變，還算什麼浙江商人！這句話包含著一個普通的常識，同時又有著至深的道理。
浙江人“善變”的事例很多。比如在永嘉橋頭鎮鈕扣產品積壓時，有人想起做香水鈕扣即是一例。又有人根據時裝雜誌上看到的鈕扣款式另辟蹊徑也屬善變之舉。人無我有，人有我新，這其中的“有”和“新”其實就具有了“變”的內涵。這當然是早期的例子。從更廣的角度上來看，浙江商人在新時期體現的善變的素質又表現在隨市場情況而變，或轉變經營的領域，或轉變經營的行業，或轉移生產基地等。這也就是我們前麵談到的更高程度的“變”。
20世紀80年代初期，根據國內建築行業大興的勢頭，湖州長興人不失時機地瞅準了建材生意，開辦了不少陶瓷廠，生產出不少陶瓷產品，由於生逢其時，因而一開始適銷對路，生意十分紅火。但到了80年代末，國內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外資的投入和港台技術的引進，廣東陶瓷業很快興起，後勁很足，質優價廉的產品占領了國內市場，所占的份額日益擴大。在這種情況下，湖州陶瓷製造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挫，幾乎可以說一蹶不振。作為國內最早的陶瓷生產商，湖州長興人無不感到憋氣，但市場是無情的，憋氣也是無可奈何。而在另一方麵，浙江人的靈活善變素質便發揮了作用，他們轉而認識到：自己在陶瓷生產上既然無法和經濟技術實力雄厚的粵商競爭，何不三十六計“變”為上？雖然自己不生產陶瓷產品了，但熟悉陶瓷的優勢還是有的，何不變生產為銷售，去經銷粵商生產的優質產品呢？基於此，長興原陶瓷生產商首先來到了建築業發展快、浦東新區宏圖待展、“可以大有作為的”上海，經過論證考察，征地400多畝，建起了十分氣派的紅都建材市場。千餘名長興農民聞風而至，到這裏進行戰略大轉移，經營起陶瓷產品來。據統計數字顯示，紅都建材市場中該縣銷售商占該市場60％的份額，湖州其他縣的商戶也被帶動起來，紛紛進入紅都市場。
湖州長興人思路之“變”，變得十分順暢，而且越變越有勁，越變越大膽。青年農民賴家程、吳用等人沿線北上，到了青島，發現那裏的市場急需品種齊全的高檔室內裝飾品，於是融資1．2億元，投資興建了華東地區最具規模的裝飾城——在青島近郊占地150畝，建築麵積達8500平方米。市場建成後，他們頗具氣魄，展開廣泛招商並大力引進國內外知名品牌，使得這一高檔裝飾品市場名副其實。青島的經驗又使他們再接再厲，繼續西進北上，先後在內地大中型城市興建建材市場32個。“變”的甜頭的確不小，其實即便在不同的城市興建各有側重的市場時，長興商人的決策也無不與“變”字有關。“靈活多變才會有市場”，這就是湖州長興人對於“變”字的體味。
沒有“變”的思考、“變”的果敢、“變”的追求，就沒有浙江的當代經濟，也同樣造就不出浙江的著名企業家。浙江商界有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鄭元忠，他在商海拚搏中之所以屢有佳績，最終贏得了驕人的業績，便是因為他審時度勢，幾度轉變自己的經營方向所致。
在“人無我有”的浙江經濟啟動期，鄭元忠和朋友合夥先後辦起了柳市五金製品廠、樂清膠木電器廠、樂清無線電元件廠。20世紀90年代初，鄭元忠在樂清精益開關廠的基礎上建立了“精益集團”，經過短期運作，領取了樂清001號“股份合作規範化企業合格證書”。精益集團在當時可以說是柳市眾多股份合作企業中的先行者，並且很快成為柳市低壓電器業的四強之一。但就在精益集團蓬勃發展的1992年，鄭元忠卻又一次調轉航向——他辭去了年薪50萬元的精益集團董事長之職，隻保留30％的股份，到溫州大學埋頭讀起經濟管理學，爾後又轉讀服裝設計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