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今後的發展中會麵臨重重困境，但隻要浙江人能認清現狀，積極發揮貫有的創新、探索精神，就能把握住未來，立於不敗之地。
“浙江模式”的成功與挑戰
浙江是個資源小省，卻發展成為了經濟大省，其成功的奧秘已被廣泛關注與研究。“浙江模式”的產生自然有複雜的原因，但幾乎所有這些原因都形成了一個合力，並最終導致了市場自生能力與創新能力的發揮。在計劃經濟時代，浙江處於計劃經濟體製的邊緣區域，國家對浙江的投資相對較少，浙江的國有企業發展不充分，浙江人享受計劃經濟的福利較少，於是萌生了自主創新、自主謀生的意願。這樣一來，浙江較早地擴展了市場秩序，獲得了市場效率，同時使社會製度得以創新。就象劉易斯所說：對某些集團的歧視會使這個集團在統治階級所不感興趣的方麵顯示出強有力的發展。浙江模式的典型代表——溫州經濟的發展就是農民自主創新的結果。
浙江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種產業組織形式是專業化產業區，它的興起是產業特定性要素空間集聚的結果。無論是溫州鹿城鞋類專業化產業區、寧波服裝專業化產業區還是永康五金機械專業化產業區等，都具有悠久的曆史。專業化產業區特定的“意會知識”——“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經世代相傳、曆史積澱而成的產業特定知識，彌漫著濃厚的地方化色彩，具有強傳播性和擴散能力。浙江模式的這種“源發性”特性，相對於廣東依靠改革開放後外資企業進入發展起來的“嵌入型”專業化產業區而言，更具有體製優勢，更能體現企業家冒險、創新精神，從而體現出浙江模式是一個具有自然選擇與曆史演化的過程。這樣形成的經濟模式，曆史積澱豐厚，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發展潛力。
目前，在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中，浙江產品較具影響力的是紡織服裝、金屬製品、玩具、文教體育用品、工藝品、皮革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家用電器、熱電、儀表等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相結合的組裝業產品，基本也偏向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浙江選擇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和出口，既受要素稟賦、產業優勢的約束，也是民間自生力量推動的結果。浙江勞動要素總量供給多於上海而少於江蘇，且人力資本含量總體低於上海、江蘇，要素稟賦條件決定浙江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優勢。勞動密集型產品，相對於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品來講，投資少、技術要求低、資本回收周期短，從而風險較低，因此比較符合非國有、非公有製經濟主體的產業選擇目標。
從曆史淵源、經濟主體和產業選擇等角度考慮，浙江經濟都與民間力量的推動聯係在一起，這個特點反映在城市化模式上表現為浙江的城市化走的是小城鎮發展之路。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和勞動力較多，已成為推動城市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1990～1995年浙江省市鎮人口增長180萬，其中鎮人口增長就有100萬，鎮人口增長對同期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貢獻度為56．8％。小城鎮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於民間力量，據不完全統計，近10多年來，溫州市小城鎮建設資金79．4％來自於企業、個人投資，財政拔款、集體投入分別隻占到8．85％和11．6％。
“浙江模式”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浙江企業所具有的自生能力。最初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市場經濟自發性特點的驅使，溫州的鞋坊遍地開花。為了盡可能多地獲利，小作坊主們開始在成本上下功夫，結果質次價廉的溫州皮鞋充斥全國大中小商場，直至到了消費者一聽到“溫州鞋”便產生排斥心理的程度。改變這種情況的，不是政府管製，更不是“打假”，而是市場競爭的壓力。而市場壓力能夠發揮作用，最終還是得益於民營企業的自生能力。現在溫州皮鞋以及溫州的其它產品已創出名牌。
經濟發展模式一般可分為內源性民間力量推動型和外部性政府主導型兩種。無論出自發展層麵的解釋，還是製度層麵的解釋，內源性民間力量是指企業的自生能力與創新能力，它區別於來自外部的政府推動力量。正是憑借這種自生能力，企業獲得了高於社會正常利潤水平的利潤，使浙江經濟得以較快增長發展。浙江經濟是轉型經濟成功的一例，其要旨在於激發和依賴企業的自生能力與創新能力，於是浙江在不具備“高增長條件”的情況下，取得高增長的結果。浙江經濟是自生能力與創新能力推動的經濟模式，表現在城市化道路上自然是小城鎮發展之路。浙江的自生能力與創新能力最初萌生於農民這個群體，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農村人口及農村勞動力首先向小城鎮聚集。小城鎮有豐富的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崗位，小城鎮的生活方式及環境與農村較為貼近，比較適宜農村人口的生活。由於從農村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聚集在小城鎮主要在非國有、非公有製經濟中就業，於是小城鎮發展資金也主要由企業或個人提供。小城鎮發展之路也就是由自生能力與創新能力推動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