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維創新能力亟待培育。一方麵，許多浙商由於缺乏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經驗，麵對全球競爭新格局，特別是國外大公司設置的重重技術壁壘，缺乏應有的準備。另一方麵，短缺經濟時期形成的思維方式一時難以轉變，重眼前輕長遠的價值取向仍然明顯；重製造輕研發、重銷售輕服務的經營風格普遍存在；重機器裝備等有形要素而輕科技、人力資源、品牌等發展型要素的投入模式依然盛行。經驗缺乏與慣性思維束縛了企業的思維創新，思維創新能力亟待培育。
2．創新的辦法亟須突破。在浙江塊狀經濟發達的區域，同一產業集聚了眾多企業，如何針對產業結構建立共性技術研發平台還缺乏有效的措施，如何基於產業發展建立國際技術需求與供給的信息互動機製等，企業和政府還都缺乏有效的方法。從大多數浙商來看，零星的辦法多，著眼於係統的辦法少；推動管理創新的辦法多，推動科技創新的辦法少；針對當前的辦法多，兼顧未來的辦法少。
3．創新的保障亟須跟進。自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相當於投資大、周期長、要求高的風險投資，企業需要一定的人力與財力作基礎，但許多企業缺乏技術人才與研發團隊，且科技投入非常有限，直接影響到產品質量、技術更新、產業升級乃至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與此同時，科技人才的無序流動與技術的隨意拷貝缺乏有效的防止措施，企業在人才與科技上的投入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因此，浙江各級政府部門必須著眼於思維創新，製度創新和機製創新，引導、鼓勵、幫助浙商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例如，各級政府應製定有利於鼓勵民營企業加大科技投入的政策，強製性提高研發費用在銷售總額中的比例；製定有助於推動企業加大人力資源投入力度的政策，營造良好的人才引進、培養、留用環境；製定有助於引導企業加大品牌投入的政策，幫助企業實施品牌戰略；在技術研發上可采用政府支持、市場化運作機製建立支持產業發展的研發平台，加強對共性與核心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浙商的成功與否，對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具有標本意義，因此事關重大，一定要給予高度關注。
總的來說，浙商最大的危機是過去的20年來僅僅是依靠自己的勇氣和勤奮走向了成功，但是走向再成功則需要更多的創新。浙江人需要在商業世界中創造出更多的行業、產品與服務而不是簡單的模仿與跟進；浙江人需要改變很多舊有的商業模式而不是單純地去適應它們；浙江人需要為管理界、營銷界注入更多的實踐思想而不是簡單的學習。從來都沒有一種思想是引領企業界的，恰恰相反，偉大的管理思想都來自於企業的創新與實踐。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浙江人需要在全球更高的高度開拓浙江人的視野，浙江人的精神不應該隻存在於浙江或者中國，它應該根植全球，傳承浙江人天生的勇氣與勤奮，並在全球化的年代不斷地自我否定與自我發展，在全球的舞台上創新，去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奇跡。
借鑒寧波的混合發展道路
如今，浙江現象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改革的坐標，縣域有義烏，市域有溫州，省域有浙江，前後左右的亮點下麵，寧波似乎不引人注目；但外界如若隻把浙江——溫州——義烏作為省市縣三級典型，作為剖析浙江之謎學習浙江經驗的全部，而忽視寧波的價值，顯然是不完整的：寧波平靜但不平庸，低調但不低聲，穩健但不保守，創新但不極端。一方麵，看浙江忽略寧波，是看不清的；寧波是浙江省的經濟中心城市，也是全省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在全省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寧波作為國家計劃單列市，在浙江和長三角地區都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可以說，寧波的發展直接影響到浙江的發展。另一方麵，浙江——溫州——義烏等典型，已形成模式、一旦模式化，即意味著個性突出，忽略其他特點。而寧波不同，當民營經濟成為浙江經濟的代名詞時，身在浙江的寧波顯得有點另類：最突出的一點是寧波的國有經濟比較強，寧波的政府比較強勢，寧波發展的起伏與全國比較合拍；既有民營經濟的基調又具備國有經濟的背景，兩棲屬性規定了寧波經驗對全國其他地方的參考價值，參照係數比較全麵，可借鑒性強。
過往二十年的產權曆史變遷最能說明問題：在變革和學習的進程中寧波不輸於中國的任何城市。南毗溫州、北鄰蘇南的寧波近水樓台，在兼容“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同時，利用計劃單列和副省級的行政優勢，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寧波模式”——混合經濟發展之路。
寧波的騰飛之路既不同於“溫州模式”的全體民營戰略，也不限於新“蘇南模式”的兩頭在外之道，更不同於青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獨強的態勢。
改革開放以來，寧波經濟增長年均達19．7％，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2002年，寧波這個540餘萬人口的地區以GDP總量1500億元，列全國第12位，人均則進入前4名。2003年發展速度為15．3％，GDP則達到1770億元。在高速發展中，寧波注重了效益與可持續發展。2003年，寧波工業11項經濟效益考核指標繼續保持全省老大地位；在5個計劃單列市中，寧波的經濟效益得分最高。2003年，寧波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支出，在長三角15個城市中僅次於上海，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居第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