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成績的取得，一個主要動因被認為是源自於寧波的混合經濟發展道路——國有、集體、民營以及外資均衡發展的四輪驅動模式。
1992年，寧波實際上開始了混合發展的探索。從這一年起，寧波比較徹底地進行了企業股份製的改革，至2002年底，全市國有、集體企業改製麵達到98．9％。這在當時讓許多人驚詫，也讓一些人“痛心疾首”。可正因此，寧波的民企大多由鄉鎮企業改製而來，家底遠比溫州的家庭作坊要厚，這是寧波眾多企業後來能做大做強的重要原因。
經過毫不手軟的“摘紅帽”改革，寧波又積極引入股份製、公司製。現代企業製度的適時建立，為寧波企業的迅速壯大打下了製度基礎。目前，寧波個私、民營以及其他的混合型經濟實體近30萬家，占全市企業總數的91．5％。民資、國資與外資攜手共進的案例，在寧波不勝枚舉。
2003年手機年銷售額突破100億元的波導公司就是一例。“波導”起步時是鄉鎮企業，成為國產傳呼機老大時已是民營資本占主導。為了進一步做大做強，“波導”又被國有企業寧波電子集團控股並掛牌上市。如今，“波導”是國有、集體、民營等多方持股的新型混合所有製企業。
寧波各種所有製經濟在市場競爭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國有（集體）經濟在“混合”中增強了控製力，民營經濟在“混合”中開始了第二次飛躍，外資經濟在“混合”中水漲船高，三者在競爭與合作中提高了各自的競爭力。
寶新公司是寧波“百億工程”啟動項目之一，由上海寶鋼集團公司出資54％，浙甬鋼鐵投資（寧波）有限公司出資12％，加上日本國日新製鋼株式會社、三井物產株式會社、阪和興業株式會社聯合投資興建。經過四期擴建，冷軋不鏽鋼單廠規模為全國第一、世界最大。
寧波吸引了埃克森美孚、英國石油、美國道化學等化工行業巨頭投資，成為全省乃至全國重要的化工生產基地。在浙江，寧波率先實施“以民引外、民外合壁”的引資戰略。目前，寧波的引資量超過全省的1／3，為全省最多；在貿易方麵，寧波創造的外貿順差和一般貿易出口額均居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首位。
寧波的招商引資與蘇南不同，蘇南吸引的外企以IT等高科技產業與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為主，這些產業多為候鳥型的外企，存在潛在的遷移可能性。而在寧波落戶的外企多為重化工業，具有依托港口的特性，投資成本大，遷移困難。這使得寧波的外企抽資的風險比較小，有利於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與溫州市製定的“國際性輕工城”的目標定位比，寧波的發展定位似乎更全麵，產業升級更快。寧波已初步形成石化、能源、造紙、鋼鐵、汽車、服裝、家電和電子信息等八大產業基地。
探討寧波模式，是件費力不討好的差事。由於寧波地緣優勢，遊走於蘇州和溫州之間，多種經濟模式在寧波交疊交彙，使寧波經濟具有“雜交”優勢。從發展模式看，寧波經濟既承受了蘇南發展鄉鎮集體經濟的引力，又受溫台等地發展個私經濟的影響，同時又受上海浦東開放型經濟的高強度輻射，從而在寧波這片土地上形成了國有、集體、個私、外資經濟同台競技、共生共榮的特有現象，具有顯著“雜交”特點的發展模式。從經濟結構看，已明顯轉入產權多元化的“雜交”狀態，民營經濟已占寧波工業經濟總量的80％以上。這種多元經濟模式和成分的交融，優化了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促進了互補，催生了競爭，從而使寧波經濟進發出強大的活力。寧波的發展既有蘇南的底子，又有溫台的影子。寧波的“沒有模式”就是“寧波模式”。
中國是後發性現代化國家，由於發展初始條件的不同，加上漸進式改革形成的落差，客觀上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多樣性選擇。但是，不管哪個地區選擇哪種方式，都必須切合當地的實際。這裏需要把握的核心是：模式也好，秘籍也好，沒有哪個最好，隻有哪個最合適，最有效。
如何走出一條快而有序的發展方式，需要有模式的示範效應。所謂模式的示範效應，主要是指某種發展模式對其他地域經濟發展的可借鑒性。蘇南地區、溫台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突起，引起各級政府和理論界的普遍關注，並因其各具特色的經濟發展路徑，被概括性地稱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