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蘇南模式”的核心是鄉鎮集體經濟。這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市場體係高度不發達的曆史背景下，發展經濟的一條路徑。作為一種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它對蘇南地區的發展起到了曆史性的作用，並對其他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和示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推進和深化，向國有企業靠攏的“蘇南模式”因國有經濟本身需要改革而不得不進行比較大的改革和調整。事實上，近幾年來“蘇南模式”在不斷的揚棄和進化之中。
“珠江模式”的核心特征表現為對外部資源和國際市場的高度依賴，必然受到外部資源和市場容量的約束，而且“珠江模式”的形成主要依賴於毗鄰港澳特殊的區位條件，特別是它所擁有的並且最先享有的極為特殊而優惠的政策資源，這是其他地區可望而不可及的。在中國加入WTO的新形勢下，優惠政策的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各種經濟組織、各個地區不太可能出現整體性的政策優惠落差。因此，決定了它是一種帶有實驗意義的區域發展模式，可羨慕而難仿效。
“溫州模式”的形成是對中國近代工業和近代商業的銜接，其民營化的產權清晰特征與市場經濟對財產製度的要求比較吻合，市場化程度無疑是最高的。從這一方麵來看，“溫州模式”比“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更具有民本主義的色彩，比較符合民眾的創業意願。但是，溫州主要傾向於內源型的區域發展道路，而且“溫州模式”純而又純的民營化特征，在中國現有的意識形態下，容易引起爭議，有時甚至引起相當激烈的爭論。經濟內源型和意識形態阻力性，在一定程度上製約著“溫州模式”在中國更為廣泛的區域性普遍推廣。
在經濟一體化的區域競爭中，模式的特征在消融，混合的趨勢在增加。所謂模式，是極端的產物，不可能不變。實際上，“溫台模式”也好，“蘇南模式”也好，一方麵汲取別的經驗，一方麵也在自我嬗變、混合、交融，走向共榮。
寧波之路致力於公有製與非公有製經濟的共同發展，致力於市場化與民營化的有機融合，實行內源型發展與外向型發展的同時並舉，從而實現了經濟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質量的同步協調。盡管寧波曾享受過國家許多優惠政策，但政策資源遠不及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而且近些年來這種政策效應已經趨於弱化，而在這種新環境下寧波仍然保持了強勁的快速發展勢頭。盡管寧波的港口條件得天獨厚，對其他地區來說具有不可比性，但港口優勢並不是寧波發展的惟一因素。寧波的發展還有著更深層次的動因，還有著更多的發展特色。從根本上說，寧波經濟的發展是得益於獨具特色的混合發展模式，這種混合模式突出體現在所有製結構的調整與完善，但又不僅僅局限於混合所有製方麵，而是貫穿於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麵和全過程，也就是說，寧波發展之路其實是包含了“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珠江模式”特點的一種混合發展模式。
實際上，寧波作為新世紀區域經濟發展的亮點，已成為各級領導關注的焦點，經濟學家熱衷的論點，寧波活力與深圳速度、蘇南、溫州模式一樣，是具有研究和學習價值的區域經濟現象。鄉鎮企業的消遁宣告“蘇南模式”的終結，資本外流和產業困惑預示“溫州模式”也麵臨新的難題，當“模式”論者們把反思寄予蘇南，將懸念扔給溫州時，不少人會追問寧波的突起靠的又是何種模式。事實上，浙江經濟遠比一些人心目中的“浙江模式”要複雜得多。以“小商品、大市場”和民營經濟著稱的“溫州模式”，近來頻頻受到關注，關於它是否真的出現了逐漸式微的跡象，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浙江各地區的情況千差萬別，需要從各自的實際情況出發，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方式，但從許多地區的發展條件來看，選擇混合發展模式，比較符合現實的政治經濟條件。另外，從理論上來說，混合經濟最有效率。目前的所有製結構已經形成三個鮮明特征一是公有製的實現形式由單一的國有、集體企業向以股份製為主的多種實現形式轉變；二是非公有製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強；三是各種所有製吉構既相互競爭又相互促進，共生共榮，活力無限。寧波這種混合所有製預示出一種新的發展趨勢，可為浙江其他地區以後的發展提供寶貴的借鑒。
搶抓戰略的機遇期
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論述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時指出：“綜觀全局，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麵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深刻領會這一重要論斷，對於浙江抓住機遇，乘勢而上，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意義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