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在做出戰略選擇時，往往較多地考慮到自己經濟利益的得失。如果說某一項短期決策也影響到人們的利益得失的話，那麼戰略選擇所造成的影響往往更大、更長。許多人在進行戰略選擇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從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出發，對不同的戰略備選方案做出判斷。當前，由於對個人利益的考慮影響到對企業戰略的選擇，因不能合理地處理個人利益已經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例如，在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變的過程中，分配體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配機製與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分配機製有很大的不同，在改革或實施新的戰略後，如何使過去為企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仍能得到其應該得到的、合理的報酬，或對其進行補償等，就成了一個必須好好解決的問題。在這方麵，許多企業做了一些有益的嚐試。例如聯想集團通過股份製改造的方式，將聯想集團控股公司股權的35%分配給聯想職工所有，又將其中的35%分給創業時的骨幹員工，既滿足了創業者獲得財富的權利要求，也為能者上、庸者下，將更符合企業發展需要的經營管理人才提拔到高級管理崗位創造了條件，有利於企業選擇更能符合自身發展的新戰略參見呂彤．聯想股權內幕大曝光．中國青年報，1999-07-23，第4版。
（三）權力和政治因素
權力的大小和結構影響到戰略的選擇。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正式權力結構和權力使用方式，也存在著非正式的權力結構和聯盟。各個權力主體或聯盟為了表達和實現自己的意願而相互作用，使得戰略選擇充滿了政治色彩，導致所選擇的並不一定是最優的戰略方案。我國許多企業權力結構複雜，宗派林立，各派係過度追求小集團的利益，對企業的利益棄置不顧，對企業戰略的選擇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在做出戰略選擇時，決策者既要充分了解政治作用對戰略選擇的影響，又要善於順應或利用政治的作用。一些企業的戰略決策者善於利用權力，充分考慮了戰略選擇的有利時機。例如，春蘭集團總裁陶建幸認為：“權威的重要內容是學會妥協，真正按自己的意願做決策的情況隻有一半，另外50%是妥協。妥協通常是正確的。對於某些事情的認識，有時你的觀點超前，但大多數人們的認識沒有統一。時間沒到，火候沒有到，那隻有妥協。”1994年，陶建幸便提出興建連鎖店的動議，但未被大多數人認可，許多人認為有現成的銷售體製，不必花錢另建一套銷售係統，此動議擱淺。1997年，此動議“死灰複燃”，大家認識到辦連鎖店的必要性，統一了認識。1998年連鎖店經營大獲發展，春蘭集團在全國建立了2000家連鎖專賣店參見譚雪鬆．陶建幸：春蘭為何不稱“王”．中國企業家，1996（6）：26~29。
（四）社會因素
人是一種社會存在，他人、團體和社會都會對個體的選擇做出影響。
首先，選擇過程中的個人受群體的影響，會表現出非理性現象。賈尼斯（Janis）於1972年提出關於群體不良決策現象的群體空想症理論。賈尼斯在分析了許多由群體製定的政治和軍事決策後發現，由於參與者的群體成員把保持群體一致和諧氣氛作為目的，往往不能理智地分析各種備選方案，使決策的質量降低。患有群體空想症的群體的特征是：順從性思維、有傾向性地選擇信息、盲目樂觀情緒、相信群體無所不能、首創精神的幻想。賈尼斯認為，群體空想症是能夠被避免和克服的，關鍵在於領導者要廣開門路，善於納諫，鼓勵群體成員在決策過程中大膽發表不同意見參見鮑宗豪．決策文化論．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7：207~208。
其次，是風險轉移現象。風險轉移是美國人史托爾（Stuner）於1961年發現的一種群體決策現象，隨後被科根（Kogan）等人的一係列研究所證實。傳統的觀念認為，群體決策傾向於謹慎和保守。但風險轉移現象提示，群體決策較個人決策具有更大的冒險性。學者們研究的結論認為，群體決策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其主要原因有：（1）責任分散。由於決策後果的責任由全體成員負擔和分攤，從而減輕了個人的責任和顧慮，於是便能夠做出風險較大的決策選擇。（2）領導者的作用。群體中較有影響的領導者常常為了顯示自己的才能而采取風險水平較高的決策，並嚐試用各種方式論證其決策的可行性。這樣，領導者的個人冒險意願很可能會被群體接受和通過，轉變為群體的冒險性決策。（3）社會比較的作用。因害怕他人認為自己怯弱，群體成員常常會提出較個人單獨決策時更具冒險性的方案。這種無謂的人際比較可能經過疊加作用使群體決策更具冒險性。盡管在很多情況下群體中可能會出現風險轉移的現象，但不是絕對的規律，有的群體反而存在向保守轉移的傾向。如何預測群體的這類決策行為，應當結合實際情形做具體分析同②：2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