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部分人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受損，對戰略更新設置種種障礙，迫使企業浪費大量的時間去進行關於要不要進行戰略更新的爭論，延誤戰略更新的有利時機，延長舊戰略的壽命，不能及時地使經濟效率有所提高，造成資源的浪費。
其次，戰略更新開始以後，也會遇到來自既得利益集團各種各樣的抵抗或意見不一致的摩擦，造成種種經濟損失。例如，在聯想的發展曆史上，1994年前，總工程師倪光南倡導的技術導向的戰略與柳傳誌倡導的市場導向的戰略相吻合，企業發展順利。但1994年以後，兩人在研發路線上產生了一些分歧。柳傳誌認為，企業注重的是利潤，沒有想明白的事情就不能做，這與倪光南的思路不盡相同。產生明顯分歧的一件事是1994年倪光南提出要做ASIC專用芯片，組織一個ASIC芯片研究設計中心，但被否決了。後來倪光南又提出要搞程控交換機，執委會全體成員討論後也否決了。在這種情況下，倪光南感到自己所倡導的“技工貿”的戰略被柳傳誌所倡導的“貿工技”的戰略所取代，自己說話不算數，技術主導地位不牢，就開始采取各種方式，反對柳傳誌倡導的“貿工技”發展戰略，耗費了領導人員的大量精力，推遲了戰略決策的實施，給企業財務造成了很大損失。參見柳傳誌說：大股東態度很重要．中國經營報，1999-09-14。
再次，在戰略更新過程中，當企業的效益下降時，一些原本反對戰略更新的人或對新戰略的正確性抱有懷疑態度的人就會要求回歸到舊戰略，戰略決策者受到來自各方麵的壓力也不得不做出妥協，從而造成實際戰略的反複和搖擺不定，造成一定的效率損失。最後，在戰略更新過程中，為了促進更新的實現，需要對更新的抵製力量進行各種說服教育、爭取、補償等工作，這也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關於摩擦成本的變動規律，按照樊綱的研究，在一切條件都給定的情況下，摩擦成本是改革激進程度的增函數？是改革方案所需時間長度的減函數。主要理由是，給定改革發生時的各種初始條件和經濟在改革過程中所麵臨的各種具體條件，改革方式越激進，越是較為迅速地打破舊體製，也就是較為迅速而全麵地改變原有的既得利益關係，就越是會遇到較大的社會阻力，各階層越是不會輕易接受，會引起更激烈的社會衝突，摩擦成本也就越大；而漸進式的變革，因其逐步地改變利益關係，在每一階段上“打擊麵”較小，每一步變革所會遇到的社會阻力會較小，而且從整個改革過程看，所付出的摩擦成本總額也較小。
將樊綱的摩擦成本移植到企業戰略更新中又如何呢？是否戰略更新也是激進程度的增函數？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有增函數和減函數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摩擦成本是激進程度的增函數。這裏既有以上談到的普遍原因，也有企業特定的原因。受經濟體製和企業製度的約束，我國許多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對員工進行組合的自由度很小，很難辭退員工，同時，在不同的企業製度條件下，也都要考慮發揮核心員工和關鍵人物等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這種情況下，爭取一些主要利益相關者的支持是戰略更新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戰略的更新中，企業的領導人也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麵的阻力，企業往往在不否定原有產業的情況下，通過開辟新的事業逐漸對企業的戰略進行調整。在這種情況下，摩擦成本是戰略更新激進程度的增函數，是所需時間的減函數。
第二種情況，摩擦成本是激進程度的減函數。減函數來源於這樣一種情況，例如，激進的戰略更新可以在反對者還沒有組成統一陣線時就重新優化組合，將反對力量消滅在萌芽之中，並盡快形成新的戰略支持力量；而若采取漸進的方式，反而給既得利益喪失者更充足的時間籌劃維護自己利益的方案，變革的阻力會增大，成本會更高。這也說明在某些情況下，之所以會形成漸進式更新，其原因就是因為初期采取了漸進式的更新方式，逐漸培植了變革的反對力量，使變革久久難以完成。這種減函數形成的一個深層次原因是，企業和國家的權力來源和行使方式是不同的，企業的最終權力來自於股東大會，盡管隨著企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員工的權力越來越大，利益越來越得到保障，但是來自資本的權力並沒有變，這在張維迎的論著《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裏麵有充分的論述。國家不能開除公民的國籍，也不會和不能隨意剝奪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企業卻有所不同，它在招聘和辭退員工方麵有更大的自主權，在企業內部有更大的人事權，這就有可能通過激進的人事調整對戰略更新的力量進行重新配置。在這種情況下，摩擦成本是戰略更新激進程度的減函數，是所需時間的增函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