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與全國政協常委、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汕頭大學籌委會副主任莊世平老先生進行了長談。
會談中，李嘉誠和莊世平越談越興奮，越談越激動，仿佛眼前已出現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汕頭大學。
李嘉誠在《我對汕頭的希望》一文中，敞開了一個身居海外的中國人愛國報國的誠摯情懷：
“教育的重要，是國家的興亡，社會繁榮的關鍵。甚至一個機構，一個家庭，其成員教育程度的高低都對其發展前途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教育事業的發展，直接影響時代的發展。一人國家資源豐富，若人才鼎盛，善於開源節流，則自可克服各種困難，使國家逐漸走向繁榮富強。從曆史上看，資源貧乏之國不一定衰弱，可為明證。
基於這一信念，我深感人才的重要性，隻有選拔人才、培育人才和重用人才，才能使國家走向繁榮富強；選才、養才之功有賴教育。教育事業跟不上，國家就會造成人才缺乏。因此，國家各方麵發展的快慢，是和教育事業的成敗進退有著直接的關聯，教育的成敗，是國家強弱的根本原因。漢唐能獎勵文教，而成一代盛世，曆史是一麵鏡子，所以，我再三呼籲國家的領導人加強對教育的重視。希望我個人的微薄力量也能為教育事業做出一點貢獻。我認為今日祖國的狀況，要使民族素質提高，人民生活改善，從而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須大力發展科技。但要使科技水平提高，則首先要有良好的專業教育，為國家培養大批的有用人才，擔負國家重任。否則，空談理想，高呼口號，最終沒有什麼效果。因此，我產生了在汕頭創辦一所高水準的大學的動機。正在這時候，吳南生先生、莊世平先生和我商議籌辦汕大的計劃，他們的崇論宏識，和我的初衷不謀而合。中國應該抓住這一良好機遇，迅速辦學培養人才。況且，隻要能初具規模，以後便可激發更多海外的愛國碩彥同襄偉舉，付諸行動，參懷開辦的責任，從此便鍥而不舍地為籌辦汕大勉盡全力。若能因此而加速祖國四化的步伐，也可作為我為祖國做出的一點貢獻吧。”
鏗鏘有力的話語，正道出李嘉誠對祖國早日實現繁榮富強的殷切期盼，也顯示出了他在怎樣達到這一目的上的敏銳目光和獨到見解：教育，隻有重視教育，大力發展教育，我們的祖國才能迅速走向強大。
李嘉誠仔細考慮了汕大創辦的重要意義，考慮了自己畢生為之奮鬥的理想，以及信守諾言的處世準則之後，認為辦汕頭大學比生意上的得失更重要。
1983年5月，李嘉誠在給汕大籌委會的信中動情地說：
“近年世界經濟衰退影響所及，長實也麵臨著極大的困難。各行業倒閉及虧蝕者甚多，他們經濟損失十分嚴重。上述捐贈，在個人今後數年之現金收入，已達飽和，但鑒於汕大創辦成功與否，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為重要，而站在國民立場，能在此適當時間，為國家盡心盡力，即使可能麵對較力困難的經濟情況下，他們也一定要做這件有重大意義的事情。”
於是，李嘉誠果斷地決定，一定要把汕大辦起來。他再三向廣東省、汕頭市的領導表示；不管將來情況如何，他都要走下去，“我李嘉誠如果創辦汕大的意誌不夠堅強，那麼，汕大隻能成為一個美麗的肥皂泡。俗話說的‘日久見人心，路遙知馬力’，蒽義也就在於此罷。”
在李嘉誠的大力推動下，汕頭大學終於創建起來了。
1986年6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總經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嘉誠時，專門對其表示感謝。
鄧小平說：“你為祖國做出的傑出貢獻，我和香港領導是理解的，中國人民是理解的，我代表全國人民表示感謝。”
李嘉誠對鄧小平說：“辦汕頭大學是我人生最重的事。發展教育事業對促進祖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我願為此而努力。許多華僑和外國人士願意為汕頭大學的建設貢獻力量，希望這所學校對外更加開放一點，”
鄧小平對李嘉誠的想法深表讚同，並承諾要給予大力支持。他說：“這是一件好事，全國應調一些比較好的教員到那裏去，把這所大學辦好。我們今後要全力以赴，辦好中國的教育事業。”
李嘉誠清楚，對於辦汕頭大學這樣的一件大事，如果沒有國家領導的支持，是很難辦成的，就算是辦成了，也無法辦好。所以，李嘉誠曾上書鄧小平，特別針對師資力量與教育實驗設備跟不上專業發展的需要問題，希望鄧小平“九鼎一言”，指示國家教委協助解決如下3個問題：
（1）給予大學更大開放，招攬國外良好之師資，並盡快調派國內優秀人才南下；
（2）給予大學更大權限，在汕大成立研究院，派遣研究生出國，早日學成歸來，為汕大服務，使汕大學術水平能達至國際水準。
（3）給予大學更大方便，使國內外有心為汕大貢獻一份力量之人士，能為汕頭培養科技人才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