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曆朝皇帝以務農重穀作為基本國策，經常通過勸勉撫恤使失去耕地無以為生，甚至流離逃亡的農民重新回到農業生產上來。如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令縣令“出鄉就見父老，播告國家務農重穀、惻怛愛民之意”，以“敦本業”、“戒遊手”、“恤佃戶”、“無妄訟”等十二事勸諭百姓《宋會要·職官》48之31.。顯然，政府的目的旨在通過勸勉、撫恤等協調、服務性政策工具，提高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安心於農桑根本之業，勤勞本分，無糾紛訴訟，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尤其是在災害發生之後，宋廷更是利用服務性政策工具，采取一係列措施，招撫逃移人戶盡快回原籍或就地安置，以恢複農業生產，使勞動力與土地重新組合，緩和受災人口對社會的壓力。如政府為幫助流民能順利返鄉，給予流民程糧、免除津渡之稅等優惠，以解決他們在歸途上的經濟困難；給予返鄉後的流民一定的食物救濟，使他們不再逃移，以便能安心生產；在流民返鄉後飲食和住宿得到基本解決的前提下，政府再通過給田、還田等，使流民恢複原來的田產或能得到一塊耕地；對歸業的流民實行減稅免稅或除積欠，適當減輕他們歸業後的賦稅負擔，以調動他們重新投入生產的積極性；對缺乏生產資料的歸業流民，政府提供糧種、農具和耕牛等有關政府幫助流民返鄉恢複生產的情況，本書第八章第三節災後和平時政府救助思想有較詳細的論述，茲不贅。。
宋人在防洪抗旱的實踐中還認識到興修水利工程、圩田等可有效地緩解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如通過修建陂塘，能提高周邊農田蓄水排洪的能力，從而發揮旱澇保收的重要作用。如《宋史·食貨上一》載：“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裏，因諸山之泉，築堤瀦水，號曰龜塘，溉田萬頃。其後堤壞，歲旱，民皆阻饑。（紹興）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修複，以廣耕稼。”《宋史》卷173《食貨上一》。以下3個自然段引文未注出處者，均見於此。“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漊瀆，悉為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複稔歲矣。’”宋人清楚地意識到，耕田必須有一定麵積的陂塘配套，才可能獲得豐收，否則，把陂塘也盲目變成耕地，非但不能增加總產量，反而得不償失，減少該地區的總收獲量。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宋廷把修複、養護陂塘作為地方監司、守令的一項職責，並把此項職責作為考核賞罰地方政府官員的重要依據。如乾道年間孝宗降詔書雲：“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眾，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另外，宋廷在不破壞水土係統平衡的前提下，組織民眾廣辟圩田，擴大耕地麵積，以發展農業。如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葉衡言：‘奉詔核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成舊圩四十餘裏，新築九餘裏；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裏，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裏，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裏，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裏。並高廣堅致，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為永利。’於是詔獎諭判寧國府魏王愷，略曰：‘大江之壖，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泄不病而皆為膏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鬥齧，從昔善壤。卿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歎嘉。’”濱湖之地低窪，十分容易受湖水的浸灌。為了防止湖水侵入耕地，宋人在田地四周築起土堤，這種防止湖水侵入而在四周築堤的田地就稱作圩田。由此可見，圩田的關鍵是築堤擋水，而且這些堤工程浩大，動輒延綿數百裏，“高廣堅致”，必須依靠政府的財力、物力才能予以修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土堤就是政府為民眾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是政府應用服務性政策工具的結果。
宋人認識到圩田的墾辟必須以“水之蓄泄不病”作為前提，這是在長期合理保護和利用水土資源實踐中的真知灼見。宋代亦有人為擴大耕地麵積，盲目圍湖為田的，但其結果是使水旱之災加劇，得不償失。因為湖泊在水土生態中起著幹旱時蓄水灌溉、洪澇時泄水分流的作用，如果一味地為擴大耕田麵積，圍湖為田，事實證明將受到自然界的懲罰。因為湖泊的消失，使水無處蓄積，幹旱時就無水可以灌溉，洪澇時則又無處分流排泄洪水而泛濫成災。宋代政府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應用管製性的政策工具，嚴禁隨意圍湖為田，甚至采取行政性的強製措施，還田為湖。如“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圍田，浚港瀆。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愭，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吳芾言：‘昨守紹興，嚐請開鑒湖廢田二百七十頃，複湖之舊，水無泛濫，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今尚有低田二萬餘畝，本亦湖田，百姓交佃，畝直才兩三緡。欲官給其半，盡廢其田，去其租。’戶部請符浙東常平司同紹興府守臣審細標遷。從之。”這裏刑部侍郎吳芾算了一筆賬，把鑒湖廢田270頃還田為湖，可使民田9000餘頃無水災之患，增產一倍，其實際的收益是：
9000頃×畝產－270頃×畝產＝8730頃×畝產
吳芾還進一步建議把低田2萬餘畝還田為湖，政府補貼田地賣價的一半給百姓，並去掉田租。這種以半價收買的方式將民間的田地還為湖泊，在封建社會也是相當可取的政策，既采取管製性的行政強製手段，又靈活地輔以協調性的協商收買的辦法。這樣，既解決了水土生態係統平衡失調的問題，又能考慮到被淹的田主生計問題。
（四）綜合治理人口與土地矛盾思想模型
綜上所述，宋代政府在解決人口與土地的矛盾時，采取了綜合協調、管製與服務性的政策工具進行治理。對於人口增長過快、分布不均導致的勞動力與土地得不到合理配置的問題，宋人主張采取兩種政策工具予以治理：一是“因人之情”，側重於以協調為主的治理，即通過勸誘的手段引導士大夫遷徙至人口比較稀疏的地區；二是“因時之勢”，側重於以服務為主的治理，即通過向災民提供田地、農具，緩交租稅而鼓勵他們遷徙到地多人少的地方。從而達到全國各地區人口合理布局，實現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土地的合理配置，使社會經濟得到發展，國家賦役供給得到增長。
對於土地兼並導致的人口與土地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宋人主張通過政府管製性政策工具，用行政手段強製實行限田，以遏製土地兼並的不斷惡化。但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政權的穩定，宋政府對於超過限田額數的田地，不予強行剝奪或收買，而讓其自動出售或眾多子孫分產而自然消亡。其目的是使耕者有其田，提高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和土地利用率。
宋代不少人還意識到要解決人地矛盾，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盡力開墾荒地也是一條重要的途徑。李覯主張通過政府強製性的限田，讓耕者占有田地，從而提高生產者的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並鼓勵生產者開墾荒地歸為己有而擴大耕地麵積。政府則采用協調與服務相結合的政策性工具，通過勸勉與撫恤使失去耕地無以為生，甚至流離逃亡的農民重新回到農業生產上來，使勞動力與土地重新組合，以恢複農業生產；通過修建水利工程、圩田、還田為湖等提高耕地生產率、擴大耕田麵積，從而緩解人口對土地的壓力。
總之，宋人對人地衝突問題提出綜合治理的思想，不僅有助於減輕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發展農業生產，而且還可以緩和社會矛盾，維護水土生態平衡。以下根據宋代人口與土地治理的一些思想，我們可以將人口與土地利用看成一個整體，並把人口數量看成最主要的土地利用與覆蓋變化的驅動力因素，構建一個人口增長影響土地資源變化的模型，以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土地與人口的密切聯係。
我們把影響人口的因素分為三種：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和自然社會因素。其中自然因素包括一個地區固有的耕地、草地、森林和湖泊等，人口總量的變動勢必引起耕地、草地、森林和湖泊麵積的相互轉化和數量增減（圍湖造田就是一個典型）。社會因素主要指宋代土地兼並的程度，自然社會因素指宋代的人口分布狀況，影響人口分布的因素包括政府的相關政策（如稅賦、土地政策等）以及該地區的自然環境（如江南地區比沙漠地區更適宜居住，其人口密度也就越大）。人口增長會導致食物攝取量的增加，從而引起土地麵積和耕地生產率的相應變化，直到達到如下平衡：
P×GD＝CL×GY/（JB×FB） (1-1)
式中：P為人口總量；GD為滿足人口基本營養需求的人均糧食年需求量；CL為耕地麵積；GY為耕地年生產率；JB為土地兼並程度；FB為人口分布狀況。
式（1-1）說明，在人口增長條件下，實現人地關係平衡的途徑有兩個：一是擴大耕地麵積和提高耕地生產率，這兩個因素可以增加社會供養人口，緩解人地矛盾，也即二者成正比。當僅靠提高耕地生產率不能實現上述平衡時，耕地麵積必然要擴大，進而引起草地、湖泊和森林轉化為耕地。二是土地兼並程度和人口分布均勻程度，這兩個因素將減少社會供養人口，也就是說土地兼並程度越大，人口分布程度越不平均，人地矛盾就越緊張，各種社會矛盾可能越激化。
現實情況下人—地關係總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的程度可以表示為：
f=P×GD－CL×GY/（JB×FB） (1-2)
式中：f值表示人口對土地利用變化的壓力，在特定的耕地生產率條件下，當f=0時，現有土地利用覆蓋格局保持不變，也說明人地矛盾很小；當f＞0時，人口增長迫使人們擴大耕地麵積，或者必須降低土地兼並程度和均勻人口分布；當f＜0時，土地利用覆蓋格局可向有利於生態環境的方向發展。
根據式(1-1)可作如下幾個重要的理論推算：
①一定耕地麵積和生產率條件下第i年的人口承載能力為：
Pi=CLi×GYi/（JBi×FBi×GDi）(1-3)
第i年的人口承載能力壓力：
fPi=Pio－Pi=Pio－CLi×GYi/（JBi×FBi×GDi） (1-4)
式中：Pio為第 i 年的實際人口數。
②一定人口和耕地生產率條件下第 i 年的耕地麵積需求：
CLi=Pi×GDi×JBi×FBi/GYi (1-5)
第i年的耕地麵積需求壓力：
fCLi=CLio－CLi=CLio－Pi×GDi×JBi×FBi /GYi(1-6)
式中：CLio為第i年的實際耕地麵積。
③一定人口和一定耕地麵積條件下第 i 年的耕地生產率：
GYi=Pi×GDi×JBi×FBi /CLi (1-7)
則第 i 年的耕地生產率壓力：
fGYi=GYio－GYi=GYio－Pi×GDi×JBi×FBi /CLi (1-8)
式中：GYio為第i年的實際耕地生產率。
綜合式（1-3）～式（1-8），我們可以得出最終結論，即影響宋代人地矛盾的主要因素包括土地麵積、土地兼並程度、人口分布和勞動生產率等幾個方麵。宋代正是通過抑製土地兼並、均衡人口分布和提升農村勞動生產率、擴大耕地麵積等步驟對此加以解決。這對現階段我們解決人地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保護水土資源和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