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財政支出相當龐大，並且常常出現財政赤字。關於這個問題，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是列舉史籍中的有關宋朝財政年收入的數字：
以上7次記載有3次財政出現赤字，且虧額還不小，1次所出無餘，即基本上收支平衡，3次有所結餘。上述7次記載均在北宋，南宋情況如何，沒有具體的數字說明，但從邏輯上和史籍記載推斷，其財政收支情況隻能更糟。南宋偏安於半壁江山，供養著幾乎與北宋數量相當的軍隊，官員人數最多的記載是慶元二年（1196年），達4.2萬有奇，是北宋的兩倍以上，並且南宋的戰爭比北宋更為頻繁，可想而知，南宋財政支出隻能更為浩大。有關南宋財政之拮據不堪，當時之人議論頗多，茲舉較有代表性的兩例：
朝廷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為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出入之概。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絕，每歲告闕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54.
今日之財用匱矣……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為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為理財之術而已。楊士奇：《曆代名臣奏議》卷273《理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代財政在高度集權中央的同時，又有各自為政的一麵。有關這個特點，《宋史·食貨下一》有一很恰當的總結：“天下財用歲入，有禦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出，各不相知。”
所謂禦前錢物，主要就是指內庫，用於非常之費。宋初，內庫財物主要供皇室消費，以後儲備不斷增加，據《長編》及《長編紀事本末》不完全統計，僅神宗一朝，內庫總支出1.3億餘萬緡，其中一次就支出5000萬緡，幾與國家年總收入相等。從其支出可以反推到其收入之巨。內庫直屬皇帝，由宦官或特定大臣主管，收支情況嚴格保密，其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因此“其籍秘嚴，雖大臣及主計者，莫得知其詳實”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107《上英宗乞今後奉宸諸庫宜謹出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99年版。。
所謂朝廷錢物，即“宰相之財”，主要指王安石變法後，新法所獲財利，皆歸朝廷理財機構司農寺，用於預備費用。這批財物數目史無明載，僅從頻建元豐、元祐、崇寧、大觀、宣和諸庫收儲推斷，其數甚夥。朝廷錢物也不歸計司掌握，“如戶部輒敢侵用，並依擅支使朝廷封樁錢物法”《宋會要·食貨》52之15.，甚至“雖天子不得而用，其製之嚴如此”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20，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戶部錢物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元豐改製前為三司錢物，改製後乃歸戶部。宋三司、戶部雖作為全國最高理財機關，但對內庫、朝廷錢物都無權過問，可見其職僅掌一般經費。特別是北宋一段時期戶部尚書不與右曹之事，其職掌範圍之小，為曆代所少見。
宋代財政上的這一特點使朝廷上下大臣無一人遍曉全國財政總收支，即使計司也“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51《論錢穀宜歸一劄子》，四部叢刊本。，“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蘇轍：《蘇轍集·欒城後集》卷15《元祐會計錄敘》，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年版。，因此也無法進行統籌和監督。麵對這種局麵，計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蘇轍集·欒城集》卷41《轉對狀》。。宋代財政總收支唯一隻有皇帝心中略有底數，但是皇帝一人不能包辦一切，最終隻能使財政收入分配不均，“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長編》卷368.，陷入混亂之中。
宋代統治者麵臨入不敷出的財政局麵，擺脫危機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開源節流。所謂開源，主要就是增加稅收。宋代增加稅收有一突出的特點，就是巧立名目，不斷增加苛捐雜稅。宋代稅目窠名之繁雜瑣碎，簡直令人眼花繚亂，不是深諳宋代經濟的學者，恐怕難以遍知也！據不完全統計，南宋時苛捐雜稅名目最多時達六七十種，而唐朝僅15種左右，可見宋約是唐的5倍。有關宋代稅收問題，不是本書之主題，茲略舉二三。
首先，讓我們看一段有關宋代向人民征收賦稅的議論：
二稅，古也。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斛麵。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於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腳，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斂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樁，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幹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蔡戡：《定齋集》卷5《論州縣科擾之弊劄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代苛捐雜稅之繁多在南宋達到登峰造極，如經製錢在紹興年間共有權添賣酒錢、量添賣糟錢、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等7大項；總製錢更多，共有頭子錢、抵當四分息錢、勘合朱墨錢等20餘項。而且經總製錢在上述二十幾項之下還有瑣細窠名，如增添酒錢下還有內分煮酒、生酒及王祠部、柳運副等多項，頭子錢也因征收對象不同細分為常平頭子、官吏請給頭子等數項。
宋代不僅苛捐雜稅繁多，而且賦稅征收到官後，還得在統治階級內部進行分配，其分配之名目，也極為龐雜。如南宋嘉定年間兩浙東路台州輸出財賦，其中上供朝省包括經總製錢、上供錢、糴本錢、坊場正名錢、在京官員雇錢等近20項，起發轉運司包括六文贍軍錢、曆日錢、耗剩米錢等6項，起發提刑司包括歲賜錢、五分頭子錢等4項，起發提舉司包括鹽司頭子錢、貼收水腳錢等5項。
宋代在財政分配上更具特色的是采取分隸製度，即州、軍一些項目的賦入按比例直接分隸本路轉運、提刑、提舉等司，或各項專款專用，特設專門賬籍，與本州軍別項賦入分開管理。據史籍記載，紹興五年（1135年）每出納錢一貫征頭子錢30文，“其十五文充經製窠名，七文充總製窠名，六文提、轉兩司，二文公使支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總製錢》，中華書局點校本，2000年版。。又如《慶元條法事類》卷30《經總製》載紹興十一年（1141年）規定：“諸路轉運司將應收到頭子錢每貫合得錢十三文，分撥六文省充轉運司起綱糜費等用，一文九分五厘省充州軍支使，餘五文五厘省委通判點檢拘收，通作經製錢起發。”
熙寧變法時期，王安石的“以義理財”思想有兩層含義：一是通過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社會財富總量，達到提高國家財政收入；二是通過巧立名目增加稅收，擴大征賦，加重對民眾的征斂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從變法的六大措施（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看，除農田水利法之外，其餘五大措施均帶有不同程度的斂財色彩。尤其是其中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由於用非其人，導致這些措施變性，有的甚至淪為巧取豪奪，走向反麵，最後終於失敗。
北宋初年，“軍國之資，鹹出租賦”，田賦或者說農業稅是宋封建國家最主要的一項稅收，其次是商業稅收。在宋代財政入不敷出時常發生的背景下，確保農業稅、商業稅的按時征收到位關係重大。有鑒於此，朝廷製定了各種法規和條例，采取了許多措施，甚至不惜采用刑罰手段，一方麵讓農民、商人及時交納，不得違欠、隱匿、偷稅漏稅；另一方麵也不許有關官吏違限催科、非法增稅，更不得邀阻、勒索客商。統治者意在既能通過征稅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能通過約束、限製官吏在征稅中的違法亂紀行為，緩和社會矛盾，保障農民、商人最起碼的生存條件，使農業生產和商貿活動正常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