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四年（1130年），吉州一帶農民在彭友、李滿的領導下舉行起義。起義軍攻占江西、湖南8個縣城，隊伍達幾萬人。紹興三年（1133年），宋廷派軍隊鎮壓。起義軍腹背受敵，最後失敗。
（十九）虔州陳顒起義
紹興元年（1131年）七月，陳顒領導虔州農民幾千人起義，攻打雩都、信豐等縣，克武平縣。起義軍後發展到10多萬人，活動於江西、廣東、福建等虔州、南安軍、建昌軍、循州、梅州、潮州、惠州、英州、汀州、邵武軍等廣大地區，依靠山區的險要形勢，建寨500座，反抗官軍。但由於起義軍缺乏統一的指揮，最後被宋軍各個擊破，起義失敗。
（二十）嚴州農民起義
紹興三年（1133年）三月，繆羅在嚴州遂安縣發動摩尼教農民起義。起義軍多次打敗前來鎮壓的官軍。後來繆羅經不起宋廷的威逼利誘，接受“招安”。餘部雖堅持鬥爭，但終於被鎮壓。
（二十一）李金領導的農民起義
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春，郴州宜章縣弓手李金組織群眾，發動起義。廣大農民紛紛響應，迅速形成萬人大軍，攻克郴州、桂陽軍，南下廣東路英、韶、連、廣等9個州府。同年五月，湘陽縣劉花三、李無對領導當地農民響應，湖南一路更加震動。八月，起義軍被官軍鎮壓失敗。
（二十二）賴文政領導的茶農、茶販起義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湖北路茶農、茶販在賴文政的領導下舉行起義。起義軍自湖北轉戰湖南、江西、廣東，多次打敗官軍。七月，宋廷派大軍攻打起義軍，起義失敗。
（二十三）陳峒領導的農民起義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郴州宜章縣農民在陳峒領導下發動起義，攻占道州、桂陽軍和連州所屬4個縣城，有眾數千人。起義軍以崇山深穀為根據地，使用偏駕弩、礌石、手炮和小盾等適合當地作戰的武器，多次打敗宋軍。宋軍最後派重兵合圍，鎮壓了起義。
（二十四）李接領導的農民起義
淳熙六年（1179年）六月，容州陸川縣爆發弓手李接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發展到數千人，陸續攻下廣西路鬱林、化、容、雷、高、貴6州8縣，接連擊敗宋軍。起義軍英勇鬥爭約半年，最後遭到鎮壓而失敗。
（二十五）張福等領導的紅巾隊起義
嘉定十二年（1219年），軍士張福、莫簡領導紅巾隊在利州路興元府起義，參加起義的士兵達數千人，紅巾裹頭，故稱“紅巾隊”。起義軍先後攻克利州、閬州、果州、遂寧府和普州，進逼成都，四川震動。宋廷派軍鎮壓，紅巾隊戰敗。
（二十六）蔣宗等領導的士兵起義
嘉定十六年（1223年），湖南路武岡軍士兵因不堪官吏的壓迫和克扣軍糧，在蔣宗、楊德率領下發動起義。附近各州的士兵也爭相仿效，躍躍欲試。官府采取欺騙分化與鎮壓相結合的手段，使起義遭到失敗。
（二十七）晏夢彪等領導的農民起義
紹定二年（1229年）十二月，汀州晏夢彪領導當地農民揭竿而起，先後攻下汀州、邵武軍、南劍州等所屬各縣，勢力發展到漳州龍岩、長泰和泉州永春、德化等地。起義軍發展到上萬人，聲勢大振。宋廷調遣重兵入閩，長期圍攻起義軍，起義失敗。
（二十八）陳三槍等領導的農民起義
紹定元年（1228年），贛州農民在陳三槍和張魔王率領下舉行起義。起義軍以鬆梓山為根據地，在江西、福建和廣東三路邊境建寨60個，堅持鬥爭達7年之久。1234年，官軍占領鬆梓山，起義失敗。
（二十九）秀州抗租起義
南宋理宗時，秀州德清縣佃農反對大鬥收租，要求“降鬥”，發展為武裝起義。起義發動後，當地農民紛紛參加，發展到數萬人。宋朝官軍殘酷地鎮壓了起義者。
之所以以較多的篇幅臚列宋代較重要的農民和士兵起義，旨在說明在兩宋300餘年的統治時期，社會矛盾始終比較尖銳，故農民和士兵起義不斷，單較大規模和較有影響的起義就30餘起，那些小規模、小影響的起義更是數百起。真可謂10年就有一大起義，每年則有一小起義。除此之外，兩宋先後還麵臨遼、西夏、金、元的不斷進攻和嚴重威脅。在這內外交困的境況下，宋廷能在風雨飄搖中支撐300餘年，與其在政府治理中采取嚴厲禁戒鎮壓與調解、勸勉、救助等懷柔兩方麵相結合的政策不無關係。
宋代，朝廷雖然標榜恤獄慎刑，務存仁恕，但對嚴重威脅其統治，影響社會穩定的謀反逆叛、盜賊、殺人罪等殘酷予以鎮壓，動輒處以絞、斬，甚至動用腰斬、淩遲、夷族等酷刑。如宋初蜀兵起義失敗後，首領孫進臨刑前仍堅強不屈，宋太祖因而把他的全族殺光。太宗時期，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凡是“輒行抗拒者，盡行殺戮”。仁宗時期，“天下盜賊橫行”，嘉祐七年（1062年）首立“窩藏重法”，嚴懲盜賊窩藏犯。並將京畿所屬諸縣劃為“重法地”，凡於重法地犯賊盜者，加重處罰，以維護京師地區的治安。仁宗以後，英宗、神宗朝迭頒“賊盜重法”，擴大了適用重法的地區。與此同時，還將武裝反抗的農民或反叛者定為“重法人”，不僅本人處死，而且株連家屬。南宋寧宗慶元年間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正式將淩遲與絞、斬並列，成為法定的死刑，使北宋時的法外用刑變成法內用刑。
與此相輔為用的是宋代統治者把具有穩定社會、加強社會控製作用的社會救助作為長治久安的一項施政重點。正如《宋史》卷178《食貨上六》所雲：“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
宋代統治者認識到層出不窮的災害往往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引起社會的無序和混亂，更有甚者發展成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帶來嚴重的社會動蕩，對封建統治造成強有力的衝擊。為了安定社會，維護統治，宋代統治者防患於未然，主要采取興修水利、滅蝗和完善倉儲製度等措施，從源頭遏製災害的發生。
對於已發生的災荒，宋人主張應盡早、就地賑濟。為解決救災經費和物資的籌集，宋代一些官員建議以工代賑，利用價格和稅收杠杆引導商人進行賑災，並多方籌集賑災經費。宋人還把荒年募兵作為間接賑災的一項基本國策，在饑荒時招募強壯者為兵，既防止他們餓死，又能消除他們因無生路而聚集在一起為盜，影響社會安定與宋政權的統治。
災害發生之後，宋廷采取各種措施保證災民有基本的生存條件，然後幫助他們恢複生產以自救。如朝廷給予流民程糧，幫助他們順利返鄉；為返鄉後的流民提供食宿、耕地、糧種、農具、耕牛等，幫助他們恢複生產。
宋朝在平時還常設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養濟院、安樂坊、安養院、安濟院等，收養貧困人口、醫治貧困病患者和埋葬貧困死者，緩解因貧富分化嚴重造成的社會矛盾。
宋廷在禁人為非的同時，更注意導人為善，通過勸課的方式引導百姓勤於農桑，不得遊手好閑，以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在地方勸學興學，以儒家思想教化民眾，使之知書達禮，遵從封建道德規範；在賑災中實行勸分，利用民間力量賑災，以培養貧富相資、仁者愛人的社會風尚；在民事訴訟中，努力調處息訟，協調解決，化解矛盾，穩定社會秩序。
三、吏治腐敗與管理思想
宋代吏治比較腐敗，其表現與原因是多方麵的，並對管理思想產生影響，以下就此問題做一簡要論述。
宋代中下級官員的俸祿終宋一代大體上都是偏低，有時甚至還有點拮據，不足以養廉。如“舊製：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沈括：《夢溪筆談》卷23《譏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乾道七年（1171年）六月一日，臣僚言：“沿邊諸州，訪聞除守倅外，郡縣官請俸至累月不支，何以養廉？”《宋會要·職官》57之89.特別是南宋中後期政府濫發紙幣，物價劇漲，中下級官吏和軍人的生活受到很大衝擊，“是宜物價翔騰，楮價損折，民生憔悴，戰士常有不飽之憂，州縣小吏無以養廉為歎，皆楮之弊也”《文獻通考》卷9《錢幣二》。。
北宋中下級官員收入偏低，不足養廉，這一情況還不算嚴重，更為嚴重的是熙寧之前“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製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托之弊”《夢溪筆談》卷12《官政二》。。
宋代大多數官吏由於俸祿太少，不足養廉，故易貪汙受賄。其原因有二：一是一般品德之人為官，如處窮乏，多會以權謀利。宋代官吏也不例外。有關這一問題，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有較客觀的分析：“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製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製。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誌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製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二是一般官吏生活奢侈，俸給不足以揮霍，故冒法以攫利。宋《州縣提綱》卷1倡導“節用養廉”，而不是“重祿養廉”是很有道理的：“仕宦有俸給之薄者，所得不償所用，資產優厚猶有可諉，若資產微薄，悉藉俸給而乃用度不節。日用飲食、衣服、奴婢之奉，便欲一一如意，重之以嫁娶之交迫，必至窘乏。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窺竊之心，由是而起，猾吏彌縫其意，又從而餌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養廉，莫若量其所入，節其所用，雖粗衣糲食，節澹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順，其心休休，豈不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