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發給中央各部門和地方路州軍公使錢，作為宴請、饋贈官員赴任、罷官及入京往來費用。宋代設立公使錢的本意最初是為了優待士大夫，可是以後卻啟官吏之貪心，大小官員以公使錢的名義公開貪汙行賄，成為吏治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首先朝廷上下遍設公使庫，經營回易，開抵當，賣熟藥，釀公使酒，無所不為，以牟奸利。其次巧立名目，以饋送為名行賄。如大觀三年（1109年）五月十六日，臣僚上言：“訪聞齊州比年以來，公庫供給有歲餘、月餘之稱，皆例冊外，別立名目，以為饋送。”《宋會要·食貨》21之17.而且這種動用公使錢饋送甚至成為合法，官吏動輒以此為自己的不法行為辯護。如鄭興裔在《請禁傳饋疏》中所指出的：“近時所有鄰道互送禮，名曰傳饋。賄賂公行，恣無忌憚。凡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道皆有饋遺，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貪墨成風，即使內外台司按之，輒曰：此成例也。且曰：此動用公使庫錢，無病國，無厲民也。”鄭興裔：《鄭忠肅奏議遺集》卷上《請禁傳饋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南宋政府曾屢次明令予以禁止，但此風一開，不可收拾。如《建炎以來野朝雜記》甲集卷17《公使庫》載：“孝宗怒而絀之，然其風蓋未殄也……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並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
宋代吏治腐敗的一個特點是政以賄成。正如司馬光所說：“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下至）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說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厘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溫國文正公文集》卷23《論財利疏》。這種風氣照樣也侵蝕到財經監督中，“蓋州郡所發文賬，隨賬皆有賄賂，賄賂各有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長編》卷383.。又如元祐元年（1086年）王覿也言：郎官和寺監點檢場務之際，“隨行人吏，鮮不受賕，或情囑於未點檢之前，或酬酢於已點檢之後，官司無緣禁察”《長編》卷385.。顯而易見，對賬籍的勾覆點檢非但不能成為防貪的有力措施，反而成為奸貪者以權謀利的工具。
宋代商品經濟比前代大有發展，中下級官吏解決俸薄的另一種途徑是經商謀利。王安石在談到官俸太少與官吏私營商業的關係時說：“方今製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臨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宋代官吏熱衷於私營商業，當時政治的腐敗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官吏在仕途上要往上爬，多半要供奉權貴，賄賂取媚，才有升官的希望。可是，如上所述，宋代官吏俸祿較低，隻夠養家，那麼用來供奉權貴的錢物，隻能來自俸外，其中私營商業是一途徑。程洵曰：“今之為將帥者，類無憂國愛士之心。自其到軍，即務裒斂剝刻，經營賈販。凡所以上奉權貴而求升擢，下飾子女而快己私者，皆於此乎取之。”程洵：《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2《代參堂劄子》，知不足齋叢書。
官吏私營商業，對吏治的腐敗為害不淺！一是逃免征稅，冒充官物。如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仁贍廉得近臣戚裏遣人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製免算；既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宋史》卷257《王仁贍傳》。。二是挪用官錢為資本。如《宋會要·職官》64之22載：“（邊）肅前知鎮州，以公費錢質易規利。”三是利用公車官舟，役使所部，為其販賣取利。如《宋史·和峴傳》載：“（和峴）嚐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宋會要·職官》70之34載：紹興十九年（1149年），“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常吉特追左武大夫一官，勒停，送步軍司自效。以前任馬軍司將官違法……私役所部販賣收息，為田晟按發，乃有是命”。四是借勢賤買貴賣，壟斷市價，牟取暴利。如陸師閔“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為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欄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蘇轍集·欒城集》卷36《論蜀茶五害狀》。。
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特別是在官吏經商的影響下，宋代士風為之一變，其表現是多方麵的，其中一個側麵是唯利是圖。唯利是圖思想在當時衝破封建樊籬中有某種積極作用，但它也侵蝕著封建吏治，使之更加腐敗。正如時人遊酢所指出的：“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複知有他……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奸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遊酢：《遊廌山集》卷4《論士風奏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代吏治腐敗的另一個特點是貪官汙吏裏外串通，上下勾結，上有保護傘，下有關係網。正如時人袁采所說：“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為見任官之所喜，或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毀去簿書，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便輕勝。”袁采：《袁氏世範》卷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在這種錯綜複雜、根株盤結的官場中，一些正直有作為的官吏要想依法辦事是十分困難的。
麵對官場上吏治的腐敗，宋代統治者的指導思想之一就是“重典治吏”。宋代刑事犯罪中除謀反叛逆、賊盜罪之外，就是官吏犯贓罪了，對此，朝廷往往予以重懲。對貪汙盜竊、貪贓枉法之罪，往往依照賊盜罪量刑，即使犯罪錢物數額很小，就要被處以死刑。而且在性質認定上從嚴，如官員調任或去職之後接受屬下的財物、飲食以及通過家人、下屬接受別人的財物，均按受賄罪處罰。
宋廷在重典治吏的同時，更注重通過對官吏的選任、監察和考核來強化國家政權建設，使各項政策工具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
宋代選官途徑主要有五個方麵，其中科舉取士是主流。宋代科舉重經義、明法，嚴防考試作弊，對國家選拔具有真才實學的人進入仕途、優化官僚隊伍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宋代任官中最具特色的是差遣製度，加強了皇帝對用人權的控製。宋代任官大致分為皇帝特旨擢用法、中書堂除法和吏部銓選法三個層麵，對各級官員予以任免。宋代實施舉官連坐法、任官回避法，旨在對官吏實行更嚴密的監督和製約，以此來澄清封建吏治、減少腐敗等。
宋承唐製仍設禦史台監察百官，以肅清吏治。宋代禦史監察百官的內容十分廣泛，幾乎涉及官吏工作、生活及個人品德等諸方麵的問題。如彈劾官吏貪贓枉法、行賄受賄與請托行為；彈劾官吏結交權近，朋比結黨；彈劾官吏不忠不孝等違背封建倫理綱常的行為；彈劾官吏違法購買田產；彈劾官吏偷稅漏稅；彈劾官吏失職，辦事效率低下；彈劾舉官非其人者；彈奏越職論事和議改政府法令者；糾察私入三司、開封府及禦史台者。禦史由於是天子的耳目之官，職在糾劾百官，因此宋廷選任禦史要求應不畏權貴，剛明果敢，公忠鯁切，廉潔正直，具有地方基層行政經曆。
宋代對地方各級官吏主要設監司（轉運司、提刑司與常平司）、通判進行監督。監司通過分割地方路級事權達到加強中央集權，通過互察、互申、共同參與某項事務達到互相監督，並共同負有監察地方官吏的職責。
宋代通判是一個很有特征的職官，既是州郡副長官，又是州郡監察官。朝廷之所以賦予通判這種特殊的地位和如此大的權力，其用意在於使其有效地監督知州及所部官吏。通判對州郡的監察比較全麵，如對知州及屬下官吏皆可按察；監視錢穀出納，防止差錯作弊等事；巡曆倉庫，點檢官物；拘收、檢查無額上供錢物和經總製錢；監督綱運等。
宋代對官吏的考核是治吏的重要工具之一，事關對人才的選拔任用，作為對官吏賞罰任免升降的重要依據。這項工作由人事部門、財計部門和監察部門共同參與。其考核指標涉及方方麵麵，最主要者有二：一是有關經濟方麵的，如農桑、墾田、人口等；二是有關治民方麵的，如獄訟、盜賊、賑恤等。宋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茶、鹽、酒稅等場務課利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因此，比較場務課利增虧成為考核地方官和監臨物務官必不可少的內容。宋代在對官吏經濟政績的考核中，能采取比較客觀、科學並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評估，即比祖額之增虧、比遞年之增虧及達到某項增虧指標即給予相應的賞罰三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