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定額製到抽分製的轉化
宋初以來的工礦業，不問冶戶冶煉的多寡，必須按照國家硬性規定的礦稅課額繳納。由於當時技術的限製，難以探明礦藏量，如果實行定額製，一旦礦藏枯竭，私營企業倒閉破產，在所難免。如《文獻通考·征榷考五》載：“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采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贏。”因此，課額製日益暴露出不可克服的矛盾。如“至道元年，福建轉運使牛冕言：邵武軍歸化縣金場虛有名額，並無坑井，專副人匠千一百餘人配買金六百餘兩，百姓送納不逮，以致棄命自刎”《宋會要·食貨》34之13.。又如馬知節鹹平初帥秦，“水泉銀礦累歲不發，額課不除，主吏破產償之不足，鞭撲累世，公三奏悉已之”文瑩：《玉壺清話》卷5，知不足齋叢書。。到王安石變法期間，與招募製相結合的分成製便應運而生了，這就是二八抽分製。《宋會要·食貨》34之16載：“紹興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黃岩縣劉覺民乞將應金銀坑場並依照熙豐法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今來江西轉運司相度到江州等處金銀坑冶，亦依熙豐二八抽分，經久可行，委實便利。’從之。”二八抽分製思想的提出與實踐，避免了因課額不足而引起的折業代賠的弊端，冶戶的再生產獲得了一定的保證；特別是交納20%的礦稅之後，冶戶可以自由貨賣80%的礦產品，可見其可自由支配的產品權重是相當大的。這不僅可以向社會提供更多的商品，使商品經濟得到發展，同時也減輕了冶戶的沉重負擔而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冶戶根據其自身的經濟力量，擴大再生產。
總之，宋代礦冶業中在經營方式上從官府壟斷到承買製的轉化，在勞動力資源上從勞役製到雇募製的轉化，在勞動產品的分配上從定額製到抽分製的轉化，這些思想的提出與實踐，從一個側麵說明了宋代管理思想從統治到治理的轉化。政府通過行政強製性手段幹預礦冶采掘冶煉的色彩逐漸淡化，而越來越傾向於通過經濟杠杆手段引導生產者，給予他們一定的自由經營空間，激發他們的生產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克服官營壟斷的僵化體製和低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從而提高礦冶業的經營效益。這對於發展宋代社會經濟，增加國家財政收支，是具有關鍵性意義的重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