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災荒發生時，糧價必然上漲，如此時政府再實行官糴，無異於火上加油，加劇糧食供應的緊張，使糧價更為騰貴。因此，有識之士提出饑荒年份停止官糴，緩解糧食供給不足，不失為平抑糧價的好辦法。如蘇轍負責上供米之官糴，“元祐六年，兩浙大旱，米價湧貴，上供米百萬斛無所從得。官不罷糴，則米價益貴；糴錢不出，則民間錢荒，其病尤甚”。蘇轍最終采取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於密院出軍闕額米中借百萬”，“而令浙中以上供米價買銀折還”。“是歲，浙中依常歲得錢，而米不出，故米雖貴，不至甚。”《龍川略誌》卷8《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總之，宋代有識之士抓住商人逐利的本性，尊重市場客觀規律，全麵認識到價格與供求的辯證關係，利用價格杠杆，引導商人往受災地區運送糧食，解決因受災而糧食匱乏糧價暴漲的問題，達到保證災區的基本糧食供給、平抑物價、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同時更全麵地認識傳統經典的常平倉調節價的作用，即既有短期內平抑糧價的一麵，又有較長時期內作用有限，容易因某一地區商品糧供給不足引起糧價反彈的一麵。正如董煟在《救荒活民書》卷2《不抑價》中所雲：“常平令文，諸糶糴不得抑勒。謂之不得抑勒，則米價隨時低昂，官司不得禁抑可知也。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藉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湧，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內乏食，上戶之民，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惶惶，無告糴之所，其不肯甘心就死者，必起而為亂，人情易於扇搖，此莫大之患。何者，饑荒之年，人雖賣妻鬻產，以延旦夕之命，亦所不顧，若販客不來，上戶閉糴，有饑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湊，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廩，而米價亦自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