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勉勵農民勤於耕作
宋代地方官員在勸農文中常常向農民說明勤勞使人富足安樂，懶惰使人貧窮饑餓的道理。真德秀在福州任知州時指出：“凡為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曠，惰複何望。勤於耕佘，土熟如酥。勤於耘籽，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慵，是為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為功，到此方知。為農而惰，不免饑餓。一時嬉遊，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西山先生真文公文集》卷40《福州勸農文》。陳著知嵊縣時，“告民以勤為本，嵊之民當加勤。嵊山多水淺，其土瘠，土瘠故物不滋，物不滋故種薄，收種薄故民多貧。彼富者食肥饒猶雲不給，今反此而不加勤，可乎？勤則瘠可肥，貧可富，不勤則瘠愈瘠，貧愈貧，其何以生？”陳著：《本堂集》卷52《嵊縣勸農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見，他認為嵊縣收成不好是由於土地瘠薄。要想改變這種狀況，使土地瘠薄變成肥沃，農民貧困變為富足，隻有比其他地區更加勤勞才行。土地已經瘠薄，如果還不勤勞，生活將會愈來愈貧困。
有的官員在勸農文中則通過不同地區的比較，來說明勤惰對於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陳傅良在湖南桂陽軍勸農時說：“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番，加以糞溉，方為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耙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卻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44《桂陽軍勸農文》，四部叢刊本。這裏，陳傅良比較了桂陽軍和閩、浙地區的土地肥瘠和農業生產量，指出桂陽軍的土地比閩、浙肥沃，但是單位麵積產量卻不及閩、浙高，原因在於桂陽軍的農民不夠勤勞，因此，勸諭他們今後必須更加勤勉。
崇寧二年（1103年）四月三日，徽宗在下詔縣令勸農十二事中指出：農民要勤於耕作，具體要做到以下五個方麵：一是“興地利，謂曠地有可以墾辟者，積水有可以疏決者，皆宜耕種，庶使地無遺利”；二是“廣栽植，謂麻、麥、粟、豆、果、瓜、蔬菜，凡可以為養生之資者，廣務栽種，則自然農足”；三是“謹時候，謂農時一違，諸事廢敗，尤在所謹。故耕以時則土膏，種以時則苗秀，斂以時則無禽獸之耗，無盜賊之侵，無霖雨之壞”；四是“誡苟簡，謂耕欲熟，耘欲足，則田土膏腴，禾稼茂實。蓋農事最為勞苦，人易怠情，多致苟簡，尤宜戒勉”；五是“戒遊手，謂群飲聚博，放鷹走犬，遊惰之事，皆廢農業，為人父兄，理當戒謹，為人子弟，尤宜遵稟”《宋會要·職官》48之31.。
（三）提倡恤民節儉，保護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就個體來說，是十分脆弱的，很容易被天災人禍所摧毀。因此，宋代統治者在勸農中不僅強調“重農務穀”，而且還注意“惻怛愛民”。如徽宗在下詔縣令勸農十二事中就強調：“恤佃戶，謂佃客多是貧民，方在耕時，主家有催舊債不已，及秋收時，以其租課充折債負，乃複索租，愈見困窮，不辭離，即逃走，宜加以寬恤。”《宋會要·職官》48之32.朱熹則主張：“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填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勸農文》。朱熹在此首先告之田主（富戶）與佃戶，二者互相依存，勸諭田主在佃戶生產困難之際應予以貸款，佃戶則要量力而借並及時還貸。陳傅良在《桂陽軍勸農文》中亦表達了相類似的思想，即貧者借貸在所難免，但必須量力而行，不要借貸太多而還不起，最終賴債；富家也不能太貪婪，應該量本適當收取利息，甚至免除長年積欠。他說：“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卻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遞年登帶，恣為貪婪。”《止齋先生文集》卷40《桂陽勸農文》。
有些地方官在勸農文中則勸諭農民節約，不可奢侈。因為生活節儉就可以使用度常足不匱，減少借貸，免受高利貸盤剝之害而陷入貧困。如真德秀雲：“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厘弗差。惟樸惟素，富貴之具。惟多惟僣，因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寡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鮮矣。我勸爾民，寧儉毋侈。”《西山先生真文公文集》卷40《勸農文》。
（四）勸諭禁殺耕牛，備置農具
在機械動力出現之前，牛是耕田的動力。宋人已清楚地認識到“農家以牛為耕種之本”《長編》卷274.，“牛最（為）農事之急務，田畝賴是而後治”陳旉：《農書》卷上《祈報篇》，叢書集成本。。基於這種認識，宋代從中央到地方的勸農文中，均勸諭農民勿殺耕牛。崇寧二年（1103年）四月三日，宋徽宗在下詔縣令勸農以十二事中就提出“戒宰牛，謂牛為耕稼之本，當務孳生，況其功力最大，尤不當殺”⑤《宋會要·職官》48之32.。朱熹在《漳州勸農文》中更以嚴厲的口氣告誡農民不得宰殺耕牛，應該妥為照管，否則將受到處罰。他說：“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喂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勅科決，脊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告戒，毋致違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勸農文》。
《論語》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產工具是人們進行勞動生產必備的物質技術手段。對此，宋人也有一定的認識，故在勸農文中勸諭農民應舍得花錢購置農具。崇寧二年（1103年）四月三日徽宗在下詔縣令勸農以十二事中提出：“置農器，謂農家器用，缺一不可，與其廢用，修飾車服，不若以財廣置農器。”⑤《宋會要·職官》48之32.基於這種認識，早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就廢除五代宋末以來征收農器稅的政策，下詔“自今農器並免收稅”《宋會要·食貨》1之18.。以後宋代各朝皇帝，又多次重申了這一規定。這對農具的生產與銷售，對於普通農戶的工具添置，促進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都是有所裨益的。
（五）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
宋代許多地方人多地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甚大，人們解決人地矛盾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通過改進農業技術來增加畝產量。宋代許多地方官在勸農文中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
宋代由於複種指數的提高，迫切需要解決土壤肥力與連年耕種之間的矛盾。宋人已清楚地認識到，人們如能夠時常加入新而肥沃的土壤，施用肥料，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這就是著名農學家陳旉提出的“地力常新壯”的理論。宋人這種施肥能保持土壤肥力的思想在地方官的勸農文中得到實踐和推廣。如黃震在《鹹淳八年春勸農文》中推崇“浙間終年備辦糞土，春間夏間，常常澆壅”《黃氏日抄》卷78《鹹淳八年春勸農文》。。這就是說兩浙農民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已懂得大量使用有機肥，加速土壤熟化，提高土壤肥力。程珌在《壬申富陽勸農》中建議農家應像衢州、婺源之人收集肥料不遺餘力。他說：“每見衢、婺之人，收蓄糞壤，家家山積，市井之間，掃拾無遺。”程珌：《洺水集》卷19《壬申富陽勸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人在耕作中已講求深耕細耙，並懂得利用凍融這種自然力改良土壤。朱熹在《知南康軍勸農文》中向農民介紹了這種技術：“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軍勸農文》。這種凍曬，既可使土壤酥碎，又能起自然鬆土與殺蟲的作用。高斯得在《寧國府勸農文》中向當地農民推廣兩浙地區的深耕細耨技術，明確指出其不僅能提高土壤肥力，而且能夠增強抗旱保墒能力，提高種子發芽率。他說：“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發，地力有餘，深耕熟犁，壤細如麵，故其種入土堅致而不疏。”⑥《恥堂存稿》卷5《寧國府勸農文》。
在宋人勸農文中，反映了當時已具有較成熟的田間管理思想，已把育秧、中耕、除草、壅根、增肥、保水和烤田等田間作業進行了有機的結合。如選好良種後，培育壯秧是水稻豐產的先決條件之一，“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浸種下秧，深耕淺種後，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軍勸農文》。。在禾苗生長過程中，雜草叢生，“浙間三遍耘田，次第轉折，不曾停歇”《黃氏日抄》卷78《鹹淳八年春勸農文》。。“大暑之時，決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複車水入田，名曰還水”；而“還水之後，苗日以盛，雖遇旱暵，可保無憂”⑥《恥堂存稿》卷5《寧國府勸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