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為了解決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的問題，充分利用不適合稻作的旱地，栽種粟、豆、麻、蔬菜等耐旱作物。地方官在勸農文中要求人們因地製宜種植這些作物，如韓元吉在婺州與建寧府勸農時，建議農民“若豆與粟，度地所宜，猶可致力焉”，“以多耕荒廢之壤，高者種粟，低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播麥，但使五穀四時有收”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18《婺州勸農文》、《建寧府勸農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朱熹在南康軍與漳州勸農時也反複要求百姓予以種植，並告訴他們可以預防饑荒。他說：“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為無補，今仰人戶更以餘力廣行栽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軍勸農文》、卷100《漳州勸農文》。。
桑是養蠶的飼料，木棉、苧麻則是織布的直接原料，都是解決人們溫暖，免遭寒凍的衣著之源。宋廷對推廣這些作物十分重視，詔令地方官勸諭百姓種植，並把其作為考核官員經濟政績的重要依據。地方許多官員秉承朝廷的旨意，在勸農文中反複告諭百姓種植桑麻、木棉、苧麻的益處，並予以具體的技術指導。如陳造在《房陵勸農文》中指出：“房之原陸彌亙數百裏，而桑柘絕少，蠶事滅裂，飼守繰織皆未得法，端匹狹燥，絲綿席暗，無可取貴。與其植他木，不若多植桑、柘，每歲春辦，為四十日夙夜之勤，繰織飼守，求盡其技，精其事，將不止溫暖取給，亦可貨以自贍。”《江湖長翁集》卷30《房陵勸農文》。這裏，他建議房陵農民兼營蠶桑業和絲織業，其好處不僅可以解決衣著禦寒問題，而且可以出售圖利，補足家計。程珌、朱熹則意識到一些地區不種或少種桑樹，不是地區不適宜，而是栽種不得法，所以在勸農文中介紹科學的種植法，以提高種桑效益，從而激發農民栽種的積極性。程珌在《壬申富陽勸農》文中向富陽農民推廣太平州老農種桑的經驗：“彼間之種桑者，每人一日隻栽十株，務要鋤掘深闊，則桑根易行，三年之後即可采摘。蓋桑根柔弱不能入堅，鋤掘不闊而拳曲不舒，雖種之十年亦可搖拔，此種桑之法也。低山平壟，更當添種，則蠶絲之利博矣，此令所以勸農者一也。”《洺水集》卷19《壬申富陽勸農》。可見種桑的關鍵是土坑要挖得深闊，這樣才有利於桑樹長得繁茂堅實，從而帶來豐厚的蠶絲收入。朱熹也有類似的栽種桑樹方法，除了土坑挖得深闊之外，他還強調要多加施肥，並適當進行剪枝。如實在不宜種桑的地方就多種吉貝（即木棉）、麻、苧等，這樣也可以解決衣著原料問題。他說：“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栽種，得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貝、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勸農文》。
（六）宣傳、貫徹朝廷的惠農政策
一些地方官在勸農文中將朝廷的惠農政令周知百姓，以提高他們務農墾荒的積極性。如朱熹在《漳州勸農文》中出台了一些優惠條件，消除墾荒者的顧慮，鼓勵農民積極開墾荒地：“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永為己業，仍依條製，與免三年租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勸農文》。
南宋時，由於北方大量的人口南遷，推動了南方二麥的種植。當時，朝廷十分重視二麥的種植，認為農民種麥既可以解決糧食問題，又可以出售獲利。政府為提高農民種麥的興趣，出台了一係列優惠政策，如規定佃戶種麥，可不必向地主交租，收成歸佃戶所有；鼓勵農民開墾荒地種麥，並酌量予以免除租稅。對於朝廷的這些惠農政策，一些地方官也在勸農文予以宣傳、貫徹。如方大琮在《將邑丙戌秋勸種麥》文中告知農民：“禾則主佃均之，而麥則農專其利。”方大琮：《鐵庵集》卷30《將邑丙戌秋勸種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黃震在《鹹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中也明確宣稱：“近世有田者不種，種田者無田，爾民終歲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種麥，不用還租，種得一石是一石，種得十石是十石。”⑤《黃氏日抄》卷78《鹹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總之，其意都在告知佃戶種麥可以不用納租，比種稻更有經濟效益。朱熹在《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中則鼓勵農民開墾空閑官地，可免5年科稅：“其有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出字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當與判狀執照，免科權給一年；其有情願永遠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免五年稅科。”《朱文公文集（別集）》卷9《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黃震在《鹹淳八年中秋勸種麥文》中則勸說田主應允許佃戶種麥，並鼓勵那些田主不容許種麥的佃戶開墾荒地種麥：“或謂田主以種麥乃佃戶之利，恐遲了種禾，非主家之利，所以不容爾種。不知主佃相依，當養根本。佃戶夏間先收得麥，則秋間有本，不至欠租，亦是主家之利，況收麥在四月，種禾在五月初，不因麥遲了種禾。縱使田主不欲多種，撫州無限山坡高地，又因何不種？”⑤《黃氏日抄》卷78《鹹淳八年中秋勸種麥文》。
宋代封建商品經濟發達，從事工商業活動的收益普遍高於農業，加之不少地方人多地少，因此使不少農民放棄農業而從事工商業。這是曆史發展的趨勢，是社會經濟進步的表現。但是，古代在科學技術的限製下，依靠耕作技術的進步來增加農業單位麵積的產量是有極限的，故要增加糧食作物的總產量，一方麵必須多投入勞力，精耕細作；另一方麵必須多投入勞力，擴大耕作麵積。如果有太多的勞動力離開農業生產而從事工商業，那將產生糧食供給不足的問題。因此，有宋一代，封建統治者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除沿襲前朝皇帝例行親耕籍田之外，在中央設立了勸農機構——勸農司，又在地方官的官銜上加上勸農職事，以務農重穀為指導思想。地方官秉承朝廷的旨意，以勸農文為主要形式，用誘導的方式勸諭農民多投入勞力，以增加農業生產的勞動量；提倡恤民節儉，禁殺耕牛，備置農具，以保護小農經濟；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以提高農民的生產水平；宣傳、貫徹朝廷的惠農政策，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總之，政府的勸農思想和政策收到了較明顯的效果，耕地麵積比漢唐擴大，全國墾田數達800萬頃華山：《宋史論集》，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10~11頁。；人口突破1億大關，約為唐代人口的兩倍；糧食畝產量比過去也有明顯的提高，大致在三五石。總之，這些成就與宋代的勸農、重農政策都有密切的關係。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宋代的勸農也難免存在一些問題。如宋朝一些地方官履行勸農之職時“循習之久，但為空文”《止齋先生文集》卷44《桂陽軍勸農文》。，其勸農文或為官樣應景文章，無病呻吟，空洞說教，使得“父老聽來似不聞”劉爚：《雲莊集》卷1《長沙勸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或故作高深，強附風雅，“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泉州勸農文》。，“行行蛇蚓字相續，野農不識何由讀”陳起：《江湖小集》卷82《野農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使勸農成為一種形式，走走過場。更有甚者，一些官員借勸農之名，乘機宴遊作樂，“輒用妓樂及宴會賓客”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卷49《勸農桑》，海王村古籍叢刊本。，“自攜酒肴、妓女，宴賞竟夕”胡太初：《晝簾緒論·臨民篇第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有的官員出郊勸農不但不能解決農民的問題，反而增加農民的負擔，騷擾地方，縱容屬下勒索百姓。正如時人廖行之所說：“凡次舍宿頓之所，苟有所須，一取諸民。且什物之備猶可為也，而米粟酒肴，饜飫吏卒，以為未足。又奉之緡錢，滿欲乃已。不然，捶罵羅織，必加之罪。”廖行之：《省齋集》卷5《論迎送出郊科斂鄉保排辦錢物劄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