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興辦各級學校
宋代，較早提出通過興辦學校發展全國教育的是範仲淹。慶曆四年（1044年），他與翰林學士宋祁，禦史中丞王拱辰，知製誥張方平、歐陽修，殿中侍禦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禦史劉湜10人一起上奏，提出興辦學校對發展全國教育、培養人才的重要性。範仲淹等人認為：“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裏，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謹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設立學舍，保明舉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如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長編》卷147.範仲淹等人在全國州縣興辦學校，以經術教授士人、定期課試策論的思想對宋代曆朝影響深遠。
嘉祐二年（1057年），知揚州劉敞在《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中指出：“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偽不雜矣。”相反，如“遊士歸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興廉讓，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宋朝諸臣奏議》卷78《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熙寧二年（1069年），翰林學士呂公著綜合了範仲淹、劉敞等人的興學思想，提出了興學的4項關鍵，即設學校、置老師、習經術、試大義。他說：“所謂學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學於京師，取道德足以為天下師法者主之。自開封府及天下州縣皆立學，取道德足以為人師者主之。然學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之原，今若人自為教，則師異說，人異習。故宜博選天下所謂有道德可以為人師，先集於太學，使講議所以教育之法，而朝廷以道揆其得失。講議既定，然後取其得者，置之要會州府，使主其學……將以經術教養，則代賦以經……自後次科場，明經止用正文填帖，更不以注，而增試大義。如此，應明經者漸多而諸科之弊自消矣。”《宋朝諸臣奏議》卷78《上神宗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如以現代教育理念看，四者中的學校是為教授與學習者提供教學活動的空間；老師則是教學的主導，起表率與傳授知識的作用；經術則是教學的內容，關係到培養封建治國人才和一道德、同風俗的教學目標的實現；課試則能檢驗教學成果，並起引導教學方向的作用。
宋朝仁宗、神宗朝所形成的這種興學思想，在北宋的三次大規模興學以及南宋的某些時期均得到了較好的實踐，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北宋時期，先後三次大規模興學。第一次是宋仁宗以來，宋廷在推進學校普及方麵進行了不遺餘力的努力。“仁宗即位之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又命藩輔皆得立學；其後，諸旁郡多願立學者，詔悉可之，稍贈賜之田如兗州，由是學校之設遍天下”。③《文獻通考》卷46《學校七》。慶曆四年（1044年），參知政事範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裏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嚐充者百日而止。”③《文獻通考》卷46《學校七》。可見，仁宗時期第一次全國性興學，是以賜學田的優惠政策，勸導全國州郡普遍設立了學校，並配備了學有所長的教師，初步規定了學製。
宋代第二次大規模興學是在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在興教辦學方麵施政的力度更大。他親自編寫教學大綱，編著新的科舉教材《三經新義》，力排眾議，統一思想。熙寧四年（1071年），立太學生三舍法，將學生分為上舍、內舍、外舍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名額不限，春秋考試兩次，從而擴大了生源。外舍選升內舍，名額200員；內舍選升上舍，百員。上舍生優異者直接授官。這樣，加強了選拔淘汰力度，提高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如乾道二年（1166年），朝廷下詔雲：“學校教養士人，除科舉外，惟每月私試用以激勵，今若無公試可為升補內舍之階，即外舍私試校定，並為無用，無以誘勸。”《宋會要·崇儒》3之36.學生各習一經，隨所屬講學官學習。元豐二年（1079年），訂出三舍法140條，進一步規定太學補試、私試、公試、舍試方法和升舍方法，使太學學製不斷完善嚴密。
宋代第三次大規模興學是在宋徽宗時期。這次興學把基層縣學放在重要的地位，崇寧三年（1104年）規定縣學學生名額：大縣50人，中縣40人，小縣30人。州、縣學不僅有學舍提供學生食宿，還有學田及出租“房廓”的收入作為經費。大觀三年（1109年），北宋24路共有學生167622人，校舍95298楹；經費年收入錢305872貫，支出267878貫；糧食收640291斛，支出337944斛；校產中有學田116990頃，“房廓”155454楹。在校學生之多，校舍之廣，經費之多且如此充裕，不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絕後的陳振：《中國通史·五代遼宋夏金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8~990頁。。由此可見，徽宗時的興學著眼點在於解決基層縣學辦學的經費、校舍、食糧問題，從而為地方縣學的興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