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勸分思想的提出
宋代在賑災中所實行的勸分，是利用民間力量的賑濟措施。“所謂勸分者，蓋以豪家富室，儲積既多，因而勸之賑發，以惠窮民，以濟鄉裏，此亦所當然”。董煟：《救荒活民書》卷2《勸分》，叢書集成本。勸分起源甚早，春秋時已有類似做法，西漢時正式采用，而至宋代才開始大量實行。勸分在宋代的普遍出現，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礎。自古以來，人們心目中有“吃富”的心理。如民間遭遇饑荒，“轉糴於大家，亦理也”王柏：《魯齋集》卷5《靜觀堂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謂“理”者，是說富人財富本來就是貧者創造，危急時拿來大家一起享用，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道教經典《太平經》中有關這種思想在民間影響廣泛：“或有遇得善富地，並得天地中和之財，積之乃億億萬種，珍物金銀億萬，反封藏逃匿於幽室，令皆腐塗。見人窮困往求，罵詈不予；既予不即許，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賜予富人，絕去貧子，令使其饑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與天為怨，與地為咎，與人為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處，比若倉中之鼠，常獨足食。此大倉之粟，本非獨鼠有也。少內之錢財，本非獨以給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當從其取也。愚人無知，以為終古獨當有之，不知乃萬戶之委輸，皆當得衣食於是也。愛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窮救急，令使萬家之絕，春無以種，秋無以收，其冤結悉仰呼天。天為之感，地為之動，不助君子周窮救急，為天地之間大不仁人！”王明校注：《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46~247頁。由此可見，傳統的道教教義即主張任何人的財物均為天地中和所有，應該供大家共同享用，而不應該為個別人獨自占有。隻要有誰貧困不足，均可從中獲取享用。那些企圖獨占享用，而不肯拿出來周窮救急的人，當與天地結怨，與世人為仇，為天地間大不仁的人，將被眾神仙憎恨。
宋代，勸分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宋黃震。他說：“天生五穀，正救百姓饑厄；天福富家，正欲貧富相資。米貴不糶，人饑不恤，天其謂何？況凡仰糴之人，非其宗族則其親戚，非其親戚則其故舊，非其故舊則其奴佃，非其奴佃則其鄉鄰。彼其平日敬我仰我者果為何賴？今一旦遇歉，竭彼苦惱無所措辦之錢，博我從容盡可通融之粟，此之糶與否，彼之死與生，君子以仁存心，寧不重為矜惻切幾莩體？”《黃氏日抄》卷78《四月初一日中途預發勸糶榜》。基於這種貧富相資和倫理道義的基礎，黃震進一步提出：“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黃氏日抄》卷78《四月十三日到州請上戶後再諭上戶榜》。
在宋代勸分思想中，最有意義的當是董煟的“惟以不勸勸之”。他說：“民戶有米，得價糶錢，何待官司之勸？隻緣官司以五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測到場檢點，故人戶憂恐，藉以為名，閉糴深藏，以備不測。”《救荒活民書》卷2《勸分》。此自然段引文均見於此。可見，董煟認為民戶有米，如果價錢適合，他自己會主動賣掉，是不需官府勸諭的。現在民戶有米而不敢出售，隻因是官府辦理不善，加重糧食緊張情況。因此他提出：“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出，惟以不勸勸之，則其米自出。”其具體措施是“莫若勸誘上戶、富商巨賈，俾之出錢，官差牙吏，於豐熟去處，販米豆，各歸鄉裏，以濟小民。結局日，以本錢還之。村落無巨賈處，許十餘家率錢其販，或鄉人不願以錢輸官，而願自糶者聽。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然樂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則米不期而自出矣。此勸分之要術，更宜酙酌而行之”。可見，董煟的“以不勸勸之”，也是抓住一般人的趨利避害本性，因勢利導，運用市場手段，而不是運用行政手段，使有米之家能在饑荒時主動賣米。
二、勸分思想的實踐
宋人的這種賑災勸分思想，政府在災荒中經常予以實踐，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南宋開始，國家財政困難，糧食儲積極其有限，勸分越來越成為政府賑災的一個重要手段。正如元人所說：“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複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宋史》卷178《食貨上六》。所謂“權宜不得已之策”，就是“在法，以常平錢穀應副不足，方許勸誘有力之家出辦糶貸”《宋會要·食貨》57之17.。由於在許多時候，常平倉往往沒有什麼存糧，義倉也所剩無幾，所以，政府賑災隻能主要依賴勸分。淳熙十年（1183年），尤袤指出：“今日公私誠是困竭，不宜複有小歉。國家水旱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頻年旱暵，發之略盡。今所以為預備之計，唯有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已。又言救荒之政莫急於勸分。”《文獻通考》卷26《國用四》。如乾道五年（1169年），饒州“連歲旱澇，細民艱食”。朝廷下詔撥義倉米賑濟，但隻撥到義倉米6800餘碩，“不了一月賑糶之數”。後又從上供米中撥1萬碩，但仍然微不足濟。與此同時，政府從上戶處“勸諭”所得共19.6萬餘碩，作為此次賑濟的最主要糧食來源《宋會要·食貨》58之6.。
宋代，勸分之所以在賑災中能發揮較大的作用，與政府能較好地使用這一政策工具是分不開的。其一，政府中的官員起了表率作用。如向經知河陽，遇“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賑救之”。由於受到向經表率的感召，“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粟，所全活甚眾”《救荒活民書》卷3《向經以圭田租賑饑民》。。其二，朝廷對勸分有功的官吏進行獎勵。如天禧元年（1017年）三月，“詔諸州官吏如能勸誘蓄積之民以廩粟賑恤饑乏，許書曆為課”《宋會要·食貨》57之6.。其三，朝廷對響應政府勸分的富豪之家實行獎賞。如天禧元年（1017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巽，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饑，乞補第巽。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宋朝燕翼詒謀錄》卷2.。以後，此項獎勵措施稱作“納粟補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