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荒時期，由於糧食短缺，富民閉糴以待善價，往往導致饑民群起搶劫糧食，這就是所謂“發廩”。如宋代福建建寧“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鬥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為鬥，每鬥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逾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群起殺人以取其禾。閭裏為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為變”黃幹：《勉齋集》卷18《建寧社倉利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朱熹寓居崇安之時，其地“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勉齋集》卷36《朱先生（熹）行狀》。。
由於荒年饑民無以為生，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鋌而走險，故“發廩”之事屢屢發生。宋政府意識到饑民迫於生存，犯法者甚眾，若依平時方式進行處罰，必將導致矛盾的進一步升級，發生民變，嚴重威脅封建統治。因此，所謂寬禁捕之法應運而生，政府在處理這類刑事案件時，往往從輕處罰。如宋仁宗時期，王堯臣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以法當死。堯臣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救荒活民書》卷3《王堯臣乞饑民減死》。。宋神宗熙寧年間，河北災傷州軍多有饑民劫盜者，罪當死，朝廷則詔令一律減刑發配《文獻通考》卷26《國用四》。。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在這場貧富雙方的利益博弈中，如政府過多傾向於弱勢群體的貧民，矯枉過正，又會帶來另一種負麵結果。其一，寬禁捕會使“發廩”等非法行為無形中合法化，人民的生命財產得不到法律保障，使社會處於人人自危的無序狀態，反而加劇了貧富衝突。如北宋早期，潁上大饑，饑民“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得數人，其縣令雷祥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複相與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旁諸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李顧，反用法日誅數人，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於是都官員外郎萬寧詣闕上書，且言潁上守令無狀，皆謫去”畢仲遊：《西台集》卷16《丞相文簡公行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其二，由於政府對富民強製性的發廩，導致官府與地方豪強的衝突。如黃震於鹹淳年間在撫州實行勸分，因當地遭遇大饑荒，官府已沒有糧食賑濟饑民，唯一辦法是勸富民出糶。盡管黃震苦口婆心勸說，發了二十餘道文榜勸分，但仍有部分富民拒不出糶。最後黃震被迫派人對其中兩個大戶進行強製性發廩。雙方發生激烈衝突，使“應幹勸糶官吏及提督寄居士友，人人危懼”《黃氏日抄》卷78《七月初一日勸勉宜黃、樂安兩縣賑糶未可結局榜》。。其三，由於政府和貧民在荒年每每將手伸向富民倉廩，雖解了一時之急，但對富民的儲糧積極性是個極大的打擊。既然荒年非但不能通過儲糧謀利，反而常被政府和貧民強行發廩，招致禍患，那麼，豐年又何必積極收購米穀儲積呢？這樣一來，到了豐年，富民不願收購囤積糧食，一旦遭遇災荒，糧食就更為短缺，反而加劇了饑荒，形成惡性循環。英宗時期，司馬光意識到這些負麵結果，故上疏反對朝廷過多傾向貧民的做法，認為“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方能維持社會秩序，以度荒年。對於“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溫國文正公文集》卷31《言除盜劄子》。。同時，主張用合乎經濟規律的方法解決貧富雙方的矛盾，即允許富民收息放貸，“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為理索，不令逋欠”，從而鼓勵儲蓄，妥善解決饑荒問題《溫國文正公文集》卷31《言蓄積劄子》。。
另外，我們還必須看到，宋代在勸分中政府職責缺位的問題：其一，救荒原是政府應盡的職責範圍，其經費主要應來源於國家的財政，即人民所交納的賦稅之中。這就是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宋朝從中央到地方都設有常平倉、義倉等備荒機構，但每到災荒發生時，那些存儲的糧食不是早被挪作他用而不足應付，或就是主管官吏吝而不發，總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一味地借勸分之名將手伸向富民倉廩。對此，宋人王柏就尖銳地指出：“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他用，數額常虧，遇歉歲則複科巨室，此何義哉？”《魯齋集》卷7《賑濟利害書》。如宋代專門為救災而設的義倉，“其法：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二鬥，輸一升，以備水旱”《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義倉》。。但是，實際上每到災荒發生，官吏往往“吝而不發，發而遽有德色”《救荒活民書》卷2《義倉》。，政府救荒賑災的職責沒有盡到。其二，救荒既是政府應盡的職責，按理：“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為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裏。”但實際情況往往相反，政府“於民間所有則根括無餘，形迫勢馳，一切不恤。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虐焰，止得俛首聽從”《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2《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既然政府有米而不肯出，那麼富民當然也失去了出糶的積極性本節主要參考張文：《荒政與勸分：民間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筆者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自己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