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求儒家的“無訟”理想
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交往中產生分歧與矛盾是難免的，這就必然出現糾紛與爭訟問題。中國古代傳統的儒家主導思想是以和為貴，所以官府在審理民事糾紛訴訟時，努力以調處的方式加以解決。正如兩千多年前儒家創始人孔子所倡導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論語·顏淵》，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宋代，由於封建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交往日益頻繁複雜，社會關係紛繁錯綜，民事訴訟大量增加。這要求政府必須妥善加以解決協調，化解矛盾，穩定社會秩序。同時推動了民事訴訟製度的發展，民事調處也隨之有了長足的進步，呈現出製度化的趨勢。宋代的民事調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政府的治理思想，即以追求儒家的“無訟”為理想，以客觀公正、自願平等為原則，調處的協約應有法律作為保障。
宋代地方州縣的官員大都是經過科舉考試而走上仕途的，因此，當他們為官一方時，往往以宣揚維護封建的倫理綱常為己任，追求儒家的“無訟”理想，把它作為一種致治。他們認為詞訟之興，有損封建的綱常禮教，傷風敗俗，而布宣德化，訓迪人心，正是地方官的一種職責。所以，他們在任地方官審理民事訴訟時，特別重視以調處的形式息訟，以此作為教化的一種方式。如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的高足黃幹判張運屬兄弟互訴基田案時雲：“祖父置立基田，子孫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先追遠之意，今乃一變而為興爭起訟之端。不惟辱及祖父，亦且累及子孫……自祖而觀，本是一氣，今乃相詆毀如此，是自毀其身何異……今乃於骨肉之中，爭此毫末，為鄉閭所嗤笑，物論所厭薄，所爭者小，所失者大，可謂不思之甚。”因此，黃幹認為：自己“職身為縣令，於小民之愚頑者，則當推究情實，斷之以法，於士大夫則當以義理勸勉，不敢以愚民相待”。所以，好言勸告張氏兄弟，“運幹、解元各歸深思，翻然改悔，凡舊所仇隙，一切湔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氣之義，與門戶之重，應憤悶事一切從公，與族黨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睦，天理昭著，他日自應光大，不必計此區區也”。在明以封建綱常之大義後，黃幹建議：“兩狀之詞，皆非縣令所願聞，牒運幹，並告示解元，取和對狀申。”《勉齋集》卷33《張運屬兄弟互訴基田》。
又如南宋時期，百姓沈百二、傅良兩家原本鄰裏關係甚好，後因地界糾紛引起爭訟。官府經審理查明是非後，當堂勸告雙方和解。理由是“所爭之地不過數尺，鄰裏之間貴乎和睦”，因此，最後達成的和解協約為：“若沈百二仍欲借賃，在傅良亦當以睦鄰為念。卻仰明立文約，小心情告，取無詞狀申。再不循理，照條施行。”《名公書判清明集》卷6《爭地界》。
從以上判詞可以管窺，宋代縣官審理民訟時重視調解的殷殷之情，勸告息訟的依據大都是直接引用儒家傳統的三綱五常倫理道德。如在黃幹的眼裏，如果百姓都能孝敬父母，悌於兄長，人家雍睦，天理昭著，那整個社會就會變成儒家的“大同”理想世界。
二、以事實、法律為依據的自願平等協商
宋代官府在具體的民事調處程序中，注意首先要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清楚當事人之間的是非曲直，然後，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合情合理的調解，易於促使當事人達成協約。如南宋時期，百姓沈百二、傅良兩家因地界糾紛引起爭訟，官府經調查審理後，從契書、地勢、鄰裏證詞三個方麵雄辯地證明了在這糾紛中沈百二理虧。
今詳主簿所申，則沈百二之無道理者三。以幹照考之，盧永執出喬宅契書，該載四至，其一至鮑家行路。既曰至路，則非至鮑家明矣。今沈百二旋夾新籬，乃欲曲轉釘於鮑家柱上，一也。以地勢參之，非但高低不同，鮑家屋側，古有水溝，直透官街，則一溝直出，皆是鮑家基地明矣。今沈百二轉曲新籬，乃欲夾截外溝一半入籬內，二也。以鄰裏證之，沈百二等供，當來籬道係夾截於沈百二屋柱上，渠口在沈百二籬外，則溝屬鮑家，籬附沈屋，眾所共知，信非一日。今一旦改籬跨溝，曲拆包占，縱傅良可誣，而鄰裏不可誣，三也。考之幹照，參之地勢，證之鄰裏，其無道理如此，何為尚欲占據。原其所以，傅良父在日，嚐以此地借與沈百二，其時兩家情分綢繆，彼疆此界，初不計較。久假不歸，認為己物，且欲築室其上，傅良乃以好意欲歸侵疆，而沈百二反以穢語肆行抗對，是以力爭。②《名公書判清明集》卷6《爭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