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調處息訟的曆史意義
宋代封建統治者所著力提倡的調處息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政府管理思想從統治到治理的轉化。朝廷對民事訴訟盡可能用自願平等協商的辦法加以解決，而不采取強製性的判決方式。這對於緩和社會各種矛盾，防止激化，維護封建綱常倫理，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了應有的積極作用。基於這種治理理念，宋代地方官員每遇家人、親戚、族黨、鄰裏等的爭訟，尤其重視調處。“每遇聽訟，於父子之間，則勸以孝慈，於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於親戚、族黨、鄰裏之間，則勸以睦姻任恤。委曲開譬，至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疾於頑之意。”《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0《母訟其子而終有愛子之心不欲遽斷其罪》。
宋代的調處息訟意味著政府從統治到治理的轉化，某種程度上有利於防止貪官汙吏在司法審判中權力尋租，貪贓枉法。宋代在司法訴訟中，貪官汙吏勒索受賄、舞文弄法的現象屢見不鮮，尤其是那些低級胥吏被百姓“目為立地官人”，遇到獄訟，“官司曲直皆出彼之手”陳襄：《州縣提綱》卷1《防吏弄權》，叢書集成本。，嚴重地影響了司法審判的公正性。正如慶元四年（1198年）臣僚上言批評當時司法審判中的弊端所雲：“百姓有冤，訴之有司，將以求伸也。今民詞到官，例借契錢，不問理之曲直，惟視錢之多寡。富者重費而得勝，貧者銜冤而被罰，以故冤抑之事，類皆吞聲飲氣。”《宋會要·刑法》3之38.所以一些稍有良知的地方官員常常告誡百姓盡量不要涉訟，“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公人麵前賠了下情，著了錢物，官人廳下受了驚嚇，吃了打捆，而或輸或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0《鄉鄰之爭勸以和睦》。。不言而喻，百姓遇到糾紛爭訟之事，理智的做法是調處息訟，這是雙贏的選擇。否則，如選擇到官府打官司，很可能是兩敗俱傷，肥了那些貪官汙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