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侵吞國家的財物，即貪汙盜竊
如虛報冒領，假公濟私，私借官物錢糧，隱沒克扣，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等。這類犯罪損害的對象是國家，因此往往予以重懲。據《宋刑統》卷19《賊盜律》的規定，主典官府庫務的監臨、監事、主守之官，利用職務之便自盜官庫錢物，必須處以“加凡盜二等”的刑罰，即價值滿30匹，就要處以絞刑。如果所盜是不計贓而立罪名的犯禁之物，則再加一等，而且不享受請減贖的優待。有關此類犯罪的懲罰，兩宋各朝寬嚴不大相同。哲宗紹聖三年（1096年），刑部侍郎邢恕對宋太祖至哲宗時期的有關變化做了簡括的總結：“藝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盜，贓滿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廢也。其後用法稍寬，官吏犯自盜，罪至極法，率多貸死，然甚者猶決刺配島……比朝廷用法益寬，主典人吏軍司有犯，例各貸死，略無差別。”《宋史》卷201《刑法三》。南宋高宗朝有所放寬，規定“犯枉法自盜贓罪至死者，籍其貲”《宋史》卷25《高宗二》。。到了宋孝宗時期，為整飭姑息貪贓之風，又加重了處罰。隆興二年（1164年）九月詔：“今後命官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依祖宗舊製決配。”畢沅：《續資治通鑒》卷138，中華書局點校本，1957年版。
2.利用職權收受賄賂，勒索錢財
如受有事人財，聽許受財，請求許財，受人財而為之請求，受所監臨贓，家人求索，明買暗送，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等，這類犯罪損害的對象是個人，古代法律把重點放在犯罪的主體，即犯贓罪的官吏身上：一則十分注意“受財枉法”和“受財不枉法”的區別，即官吏接受財物後行為的性質，“受財枉法”的懲罰大大重於“受財不枉法”。如《宋刑統·職製律》規定：“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二則十分注意“監臨主司受財”和“非監臨主司受財”的區別《宋刑統》疏議對“監臨主司”的解釋是“監臨主司，謂統攝案驗及行案主典之類”，即主要指負有司法和監督職責的官吏，反之，則為“非監臨主司”。，即犯贓官吏的職責性質，對前者的懲罰往往重於後者。如《宋刑統·職製律》規定，監臨主司受財後即使不枉法，一尺杖九十，三十匹處以加役流的特重流刑。而如果是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的，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又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宋刑統》卷26《雜律》。。
3.非法經營各種行業（主要是商業），以牟取暴利
如輾轉倒賣，高下其價，犯榷賣禁，逃免征稅，以公費質易規利等。這類犯罪性質比較複雜，損害的對象包括國家和個人，處罰輕重不一，差別很大。
以上3類贓罪都是歸贓入己，因此宋代有時又稱其為“私贓”。除此之外，還有一類不屬於私贓的犯罪，如官吏擅支錢糧，擅興造，違額征斂，拖欠少交賦稅，虧損浪費等。這類犯罪錢物不入己，往往處罰較輕。
（四）盜竊罪
宋代把盜竊罪大致分為兩種：一是強盜罪，主要指依靠暴力手段或利用恐嚇手段搶劫財物，即所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強後盜，先盜後強”等，社會危害性很大，故予以重懲。如《宋刑統·賊盜律》規定：“強盜不得財，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拾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尤其是對武裝性集團性的強盜犯罪處罰更嚴厲：“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裏，五匹絞，傷人者斬。”甚至在同條律文附敕中進一步規定：“持杖行劫……不問有贓無贓並處死。”二是竊盜罪，即所謂“潛形隱麵而取”，隱蔽性較強，與現代的偷竊罪相似。此類犯罪，依據情節、性質、危害大小，對其懲罰輕重不一。如《宋刑統·賊盜律》規定：“諸盜禦寶者，絞，乘輿服禦物者，流二千五百裏”；“諸盜官文書印者，徒二年，餘印杖一百”。前者偷盜嚴重威脅皇權的統治，故予以嚴懲；後者隻是影響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故處罰相對較輕。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社會犯罪均在宋朝廷的禁戒之中，如和誘奴婢與縱容奴婢逃亡罪、隱匿課稅罪、容止罪等，這裏就不再一一介紹了。
二、寬猛相濟、德刑並用思想
（一）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
歐陽修主張為政要德刑並用：一方麵修其本，明王道，行仁義，用禮義道德教化、感化人民；另一方麵提出“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歐陽修全集》卷60《本論上》。的命題，“刑期無刑，殺以止刑，寬猛相濟，用各有時”《歐陽修全集》卷102《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歐陽修認為：“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行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為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歐陽修全集》卷71《南省試策五道·第二道》。這就是民眾被“末”所蒙蔽，所以不把禮義作為根本，於是爭鬥就發生了。如果單靠仁義道德，是不能平息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所以必須靠法律、刑罰作為輔助。但如果專用法律、刑罰也不行，那必然造成殘酷暴虐的政治局麵，人民不可能從心裏臣服，同樣達不到治國的目的。
慶曆年間，歐陽修曾多次向朝廷奏議獻策，認為“盜賊縱橫，不能撲滅”，其原因是軍隊鎮壓不力，“國家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他建議改變“法令不峻”的狀況，實行禦盜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歐陽修全集》卷101《論禦賊四事劄子》。。他指出：如果不強化刑罰鎮壓，而對“盜賊”寬仁、行小惠，那不過是“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必然貽誤大事。因為“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歐陽修全集》卷98《再論王倫事宜劄子》。。為此，他在《論興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中殘酷地提出對光化宣毅叛兵實行族誅，以儆效尤：“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
（二）一賞罰，一號令，厲行法禁
北宋吏治腐敗，奸吏舞文弄法，貪汙賄賂公行，朝廷政令無所舉措。針對這種局麵，蘇洵提出：“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嘉祐集》卷1《審勢》。由此可見，蘇洵是想通過統一賞罰、統一號令、統一行動的強勢政治來治奸民猾吏，使之不敢違法亂紀、以身試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蘇洵反對當時對貴族及其子弟犯罪采取輕贖的辦法，主張要用重金贖免的手段來遏製其犯罪。他指出：“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嘉祐集》卷5《議法》。可見，采取不痛不癢輕贖的辦法隻能助長那些有錢人殺人，因為隻要輸一石之金就可免罪，不言而喻，隻有重罰才有可能製止貴族及其子弟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