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則就厲行法禁方麵提出兩點主張：一是他認為賞要自下而上地進行，才能使“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而罰須自上而下地進行，才能使“上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曆史上的商鞅、韓非雖然主張以嚴刑酷法治理天下，“然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當今大吏之犯法，雖經九牛二虎之力，幸而立案，結果也不過是“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對於那些“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的重大案件，“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如何能使天下心服？所以蘇軾主張“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蘇軾文集》卷8《策別課百官一》。。這在宋代政治腐敗的背景下，的確是振聾發聵之語！
二是蘇軾提出防微杜漸，不可縱奸民的主張。首先他認為小奸會轉化成大盜：“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奸，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天下無小奸，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以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正由於大亂產生於那些不引起重視的小奸，大盜以那些小奸為其存在的社會基礎，所以他建議朝廷：隻有在惡跡沒有敗露之前就采取措施，“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采用行政手段，處理那些“未麗於法而害於州裏者”，便可減少犯罪和刑罰，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就能使“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達到真正治平的局麵。《蘇軾文集》卷8《策別安萬民六》。
（三）用法恒常，於善寬，於惡猛
李覯在應用刑法上提出要保持恒常的觀點，即“令之於民也，與其出而中廢，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見勸而莫肯進，懼其令變而不必賞也；惡人見禁而莫肯改，幸其令變而不必罰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圖”④《李覯集》卷18《安民策第六》。。這就是國家應用刑法切忌朝令暮改，使人無所適從，起不了賞善罰惡的效果。因此，立法用法必須堅持恒常統一，才能真正發揮法律導善除惡的作用。如果法是正確的，“雖士傳言焉，庶人謗焉，誌之先定，不足疑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因為“眾民所好不同，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從民欲也”。有鑒於此，他主張：治理國家必須“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變也”④《李覯集》卷18《安民策第六》。。
李覯認為用刑之寬猛，不以時分，不以法變，隻以善人惡人而異。他主張用刑“寬猛不可偏任”，“寬猛並行然後為治也”。“何謂寬猛並行哉？於善則寬，而於惡則猛也。”這就是用刑對好人要寬，對壞人要猛。“寬猛之用，以命群吏謹察其所為，而廢興之，則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李覯集》卷18《安民策第七》。。
為維護法律的公正性和嚴肅性，李覯反對赦贖：“赦者，所以恤其民也。贖者，所以優其臣也。”“而儒先之論，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寡而所害眾也”。所以，他主張執法必須嚴明，“鞭撲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他特別反對在大祀吉日實行赦免，認為“以是時而赦，是啟人以惡也”。這勢必造成天下的動亂，商旅不敢越疆界，孤嫠不敢出戶門。贖的弊病更大，將使“衣冠子孫，負勢馳騁，禽虜下戶，貪暴無厭，己之贖金無窮，而人之肌肉有盡，孰能以敲撲之苦，易銖兩之罰哉！此又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有鑒於此，所以他主張與其赦之贖之，不如使其畏之恥之而不為：“與其赦之，曷若使畏而不犯；與其贖之，曷若使恥而不為。幸赦而奸，卒以不悛，人鬼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之也。幸贖而惡，終以不悔，辱其祖考，墮其門閥，非所以優之也。”《李覯集》卷18《安民策第八》。
（四）禮德政刑相輔為用
朱熹作為南宋著名的理學家，在治國方略上，既要求強化德禮教化，從觀念上灌輸封建的禮義道德，又強調嚴明執法，不寬不貸。他指出：“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黎靖德：《朱子語類》卷78《大禹謨》，中華書局點校本，1994年版。；“聖人謂不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朱子語類》卷23《道之以政章》。。不言而喻，他主張治國必須政刑德禮並行不悖，相輔相成。
朱熹在其學說中，雖然十分重視德禮的教化作用，但從不忽視法律的作用，甚至以主張嚴刑峻法而著稱。如他認為：“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眾，雖曰仁之，適以害之。”“刑期於無刑，隻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朱子語類》卷78《大禹謨》。這種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以儆效尤，使人有所畏懼，不敢違法犯罪，正是嚴明執法、不寬不貸的出發點，與倡導德禮仁愛的初衷是一致的。
在朱熹的治國方略中，雖然政刑與德禮相輔為用，但並非無主次先後之分。他始終把德禮放在首位：“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朱子語類》卷23《為政以德章》。這是因為“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齊之以禮者，是使知其冠婚喪祭之儀，尊卑大小之別，教化知所趨。既知德禮之善，則有恥而格於善。若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先之以法製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卻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惡之心未嚐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朱子語類》卷23《道之以政章》。可見，如能先用德感化固有之心，再齊之以規矩準繩之禮，這是治本之策；而如先齊之以刑，即使暫時可使民眾免於刑罰，但為惡之心仍然存在，故隻是治標之策。不言而喻，在治國方略中德禮應為先，是主要的；政刑應為後，是次要的。
朱熹重視法律的作用，但更重視人在執法中的作用。他認為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執行，隻有選人得當，法律才會發揮應有的作用。他說，錢穀刑獄與人才，“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朱子語類》卷135《曆代二》。。所以，“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延和奏劄二》。。“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常州宜興縣社倉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