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一輛停在比較雜亂的街區，一輛停在中產階級社區。他把停在雜亂街區的那一輛的車牌摘掉，車頂打開，結果一天之內就被人偷走了。而擺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過了一個星期也安然無恙。後來，詹巴鬥用錘子把這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
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依托這項試驗，提出了破窗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個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未得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那麼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蔓延。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經常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現象：一個人帶頭摘取商店門口擺放的鮮花，其他人就群起而效仿，將數個花籃中的鮮花一搶而空；桌上的財物、敞開的大門，可能使本無貪念的人心生貪念；有的員工工作中違反程序，還稱“××都是這樣幹的！”或者“上次就是這樣做的！”；對於違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規定的行為，有關組織沒有進行嚴肅處理，沒有引起員工的重視，從而使類似行為再次發生甚至多次重複發生；對於工作不講求成本效益的行為，有關領導不以為意，使下屬員工的浪費行為得不到糾正，反而日趨嚴重……
破窗理論在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中給我們的啟示是：必須及時修好“第一個被打碎的玻璃窗戶”。我們中國有句成語叫“防微杜漸”，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時任紐約市交通警察局長的布拉頓受到破窗理論的啟發。他在給《法律與政策》雜誌寫的一篇文章中談到：“地鐵無序和地鐵犯罪在80年代後期開始蔓延。那些長期逃票的、違反交通規則的、無家可歸的、罵街的、站台上非法推銷的、牆壁上塗鴉的……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使得整個地鐵裏彌漫著一種無序的空氣。我相信，這種無序就是不斷上升的搶劫犯罪率的一個關鍵動因。因為那些偶然性的犯罪，包括一些躁動的青少年，把地鐵完全看成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場所。”
布拉頓采取的措施是號召所有的交警認真推進有關“生活質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論為師，雖然地鐵站的重大刑案不斷增加，他卻全力打擊逃票。結果發現，每7名逃票者兼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每20名逃票者兼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攜帶武器。結果，從抓逃票開始，地鐵站的犯罪率竟然開始下降，治安大幅好轉。
1994年1月，布拉頓被任命為紐約市的警察局長，就是因為他對破窗理論的出色闡釋。而布拉頓開始把這一理論推廣到紐約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角落。他指出，這些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點。針對這些看來微小，卻有象征意義的犯罪行動大力整頓，結果帶來很大的效果。
“警局的最高領導居然要關心街頭那些‘毛毛雨’犯罪，這在紐約市是史無前例的，甚至在美國絕大多數警察局也是史無前例的。”馬裏蘭大學政策研究專家沙爾曼感慨地說。
在破窗理論的指導下，紐約市的治安大幅好轉，甚至成為全美大都會中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人們把這個龐大的都市幾十年來從沒有過的嶄新氣象都歸功於布拉頓。“功高震主”，1997年3月，布拉頓被當初任命他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請出了警察局。
破窗理論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及反腐敗中的應用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在企業管理中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日本，有一種稱作“紅牌作戰”的質量管理活動：①清理：清楚地區分要與不要的東西，找出需要改善的事、地、物；②整頓：將不要的東西貼上“紅牌”。將需要改善的事、地、物以“紅牌”標示；③清掃：有油汙、不清潔的設備貼上“紅牌”。藏汙納垢的辦公室死角貼上“紅牌”。辦公室、生產現場不該出現的東西貼上紅牌；④清潔：減少“紅牌”的數量；⑤修養：有人繼續增加“紅牌”，有人努力減少“紅牌”。“紅牌作戰”的目的是，借助這一活動，讓工作場所變得整齊清潔，塑造舒爽的工作環境，並進而養成企業內成員有講究地做事的心態，久而久之成了習慣，大家遵守規則，認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