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體多表現對山林田園生活的向往和喜愛。而就仕宦身份的晚唐體詩人而言，這種喜愛往往處於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麵，出於各種原因，他們不得不步入仕途，在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瑣碎的世俗事務中苦苦掙紮；另一方麵，他們又對現有的生存狀況充滿了不滿和失望，而將田園山林當作理想的棲居、心靈的避難所。與僧人身份的晚唐體詩人相比，仕宦詩人筆下的自然風物充滿了生機和樂趣，不像僧人們的詩作那樣透出一股四大皆空的寡淡無趣。與隱逸身份的晚唐體詩人相比，他們多了一份猶豫、一些俗氣，他們在仕宦與歸隱之間患得患失，沒有隱逸詩人那樣的有意無意顯露的生存方式的優越感。當然，處境以及誌趣會因人而異，比如潘閬一心做官，寇準試圖魚與熊掌兼得，孟貫、趙湘等人對山林田園生活真心渴望。但仕宦詩人作品中處處顯現的那種矛盾性卻是普遍的、共同的。比如趙湘《送丁鶚下第客遊》詩：“尊前泣複歌，清淚酒相和。別岸春風靜，孤舟夜雨多。鳥鳴煙草露，花逐夕陽波。我亦無憀者，東西欲奈何。”因仕途失意，不免兔死狐悲、借酒消愁，在煙草淒迷的夕陽下黯然神傷，充滿無奈與迷惘，表現出對於功名的執著；也同樣是這個趙湘，在《九日鬆林寺登高》中寫道：“九日鬆林寺，登高過石橋。野僧鄰不醉，山菊笑無憀。屐齒評泉漱，雲衣近樹飄。自知清淨意，應免俗人招。”縱情山水，洗滌心源，玉潔冰清，表現出對塵世的不屑和高超。
在宋初諸多仕宦的晚唐體詩人中，潘閬和寇準最為有名。
潘閬（？-1009），字夢空，自號逍遙子，大名（今屬河北）人，一說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居杭州。太宗至道元年（995）召對，賜進士及第，為國子四門助教，尋以其狂妄，追還詔書。或雲坐黨與事，被追捕甚急，乃易服變姓名入中條山。李頎《古今詩話》說：“潘逍遙與許洞、錢易為友，狂放不羈。嚐作詩雲：‘散拽禪師來蹴鞠，醉拖遊女上秋千。’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之甚急，乃易姓名為僧，入中條山。許洞贈詩曰：‘潘逍遙，平生意氣如天高。仰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爾口呶呶，罰教臨老投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驅雷逐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赦，以四門助教招之，送信州安置。複舞於市，曰：‘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士人不齒，放棄終身。”李頎《古今詩話》，《宋詩話輯佚》，第146頁。後來真宗釋其罪，授滁州參軍。呂希哲說潘閬是魏野的弟子：“魏野之門人潘閬欲往京師，其師止之，不聽。既至而後悔之，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裏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真宗聞之不悅。他日自華山東來，倒騎驢以行，曰：‘我愛看華山。’其實不喜去京也，故當時有‘潘閬倒騎驢之語’。”呂希哲《呂氏雜記》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說潘閬是魏野弟子恐怕有誤，因為潘閬此詩名為《寄陳希夷》，故若是門人，亦當是陳摶之門。潘閬之愛戀功名，確實如《呂氏雜記》所載，在晚唐體詩人中較為突出。其《敘事答所知》一詩雲：“有誌思光國，無才可佐君。知音時見贈，應達聖朝聞。”《上李學士》雲：“試把平生業，一念一心寒。白日升天易，明時取仕難。家園半牢落，鬢發漸衰殘。試把平生業，來投作者看。”可見是很想做一番功名事業的。後來大約是不太如意，終於說出了一些“高論”，如：“高吟見太平，不恥老無成。發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搜疑滄海竭，得恐鬼神驚。此外非關念，人間萬事輕。”（《敘吟》）“懶下紅塵路，重來恐未能。”（《北高峰塔》）“但看故鄉榮達者，算來多作北邙塵。”（《樽前勉兄長》）
潘閬有《逍遙集》一卷傳世，存詩70餘首。雖然他作有一些如 “蒿蘭不並香，涇渭安同流。小人有千險，君子生百憂。名重聖主征，道光史冊收。一鶚秋空飛，鳥雀徒啾啾”（《送王長洲禹偁伏闕》）這樣的頗具白體風格的詩，但數量並不多。他的大部分詩作，還是晚唐體的，而且多言及自身的窘況，如“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暮春漳川閑居書事》），“土床安睡穩，紙被轉身鳴”（《客舍作》）。談及自己的苦吟，“發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苦吟》），“一卷詩成二十年，晝曾忘食夜忘眠。莫言不及相如賦，誰敢高吟漢帝前”（《書詩卷末》），風格與賈島相當接近。這或許與他對賈島的推崇不無關係，其《憶賈浪仙》雲：“風雅道何玄，高吟憶浪仙。人雖終百歲，君合壽千年。骨已西埋蜀，魂應北入燕。不知天地內，誰為讀遺篇。”敬佩之情，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