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為晚唐詩人平反相呼應的是對於蘇、黃的懷疑和反駁。蔡絛（？-1126）就東坡所說的“蔬筍氣”問題展開了論述：“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鑒。今時誤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己雲‘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雲‘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耶？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雲‘一缽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為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歧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蔡絛《西清詩話》卷中。他肯定了“蔬筍氣”合理的一麵，認為這是一種美學風格。曾季狸則談到了自己在擺脫蘇、黃等人影響後審美趣味的自我恢複，《艇齋詩話》：“予舊因東坡詩雲‘我憎孟郊詩’及‘要當鬥僧清，未足當韓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遂不喜孟郊詩。五十以後，因暇日試取細讀，見其精深高妙，誠未易窺，方信韓退之、李習之尊敬其詩，良有以也。東坡性痛快，故不喜郊之詞艱深。要之，孟郊、張籍，一等詩也。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惟此二人。但張籍詩簡古易讀，孟郊詩精深難窺耳。孟郊如《遊子吟》、《烈女操》、《薄命妾》、《古意》等篇，精確宛轉，人不可及也。”曾季狸《艇齋詩話》，《曆代詩話續編》，第324頁。此段話也見出蘇、黃辭世以後，其影響力在逐漸減弱，審美趣味向多元發展。張戒更是首將矛頭直指蘇、黃，顛覆了蘇軾、黃庭堅長期以來的崇高地位。《歲寒堂詩話》說：“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隻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誌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張戒《歲寒堂詩話》，《曆代詩話續編》，第452頁。吳沆記載的一段對話也頗具顛覆色彩：“環溪仲兄問：‘山穀詩亦有可法者乎’環溪曰：‘山穀除拗體似杜而外，以物為人一體最可法。於詩為新巧，於理亦未為大害。’仲兄雲：‘何謂以物為人？’環溪雲：‘山穀詩文中，無非以物為人者，此所以擅一時之名，而度越流輩也。然有可，有不可。如‘春至不窺園，黃鸝頗三請’，是用主人三請事。如《詠竹》雲‘翩翩佳公子，為政一窗碧’，是用正事可也。又如：‘殘暑已趨裝，好風方來歸。苦雨已解嚴，諸峰來獻狀’，謂殘暑趨裝、好風來歸、苦雨解嚴、諸峰獻狀，亦無不可。至如‘提壺要沽我，杜宇賦式微’，則近於鑿，不可矣。”吳沆《環溪詩話》卷中，《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第133頁。其中“山穀詩亦有可法者乎”一問，充滿懷疑與不信任，而回答也很有意思：“於理亦未為大害”，言下之意是山穀詩害理；又答：“然有可，有不可”，可見對山穀是一種審視態度，這與早期許多詩人對山穀敬仰崇拜有很大不同。
既然連蘇軾、黃庭堅這樣的領袖人物都遭到質疑和否定，那些後生小輩們所受的批判就可想而知了。楊萬裏的老師王庭珪批評當時之江西派時說：“近時學詩者悉棄去唐五代以來詩人繩尺，謂之江西社，往往失故步者有之。魯直之詩，雖間出險絕句，而法度森嚴，卒造平淡，學者罕能到。傳法者必於心地法門有見，乃可參焉。”王庭珪《跋劉伯山詩》，《盧溪集》卷一，四庫本。同時人陳岩肖也對江西詩派現狀不滿：“然近時學其詩者，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也，此何為哉！”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下，《曆代詩話續編》，第182頁。
與王庭珪一樣，陳岩肖對於“近時學其詩者”也是深為失望，認為這些人不知山穀妙處，隻見皮毛。李正民指出江西末流好大喜功：“近世之士，喜廣己而造，大凡賦詠則長篇短韻，欲與李杜爭衡矣。此所以不能立名於天下也。”李正民《與祝師龍書》，《太隱集》卷六，四庫本。想和李杜爭衡當然沒有什麼錯，關鍵是要增強自己的實力，“廣己而造”，沒有基礎，連立名都困難，何談與李杜競短長。胡仔於江西末流之淺薄亦有體會：“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己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複過目，抑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為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餘為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九，第332頁。
對於江西詩派的指責尚多，茲不一一列舉。實際上，自呂本中、陳與義、曾幾之後始，江西派就走上了末路。正因為江西詩派已是窮途，才會有一批想有所成就的詩人“背叛”它，這批詩人被稱作“中興詩人”。
第四節 中興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