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吾倩陳履常示予以其友周子益《訓蒙》之編，屬聯切而不束，詞氣肆而不蕩，婉而莊，麗而不浮，侵侵乎晚唐之味矣。楊萬裏《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誠齋集》卷八十四。
可見所謂的“工”，其實就是“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就是“屬聯切而不束，詞氣肆而不蕩，婉而莊，麗而不浮”。由此我們明白了，他所理解的“工”，其實就是一種中和之美，它包括三個層麵：一是詩歌技巧層，要求對仗整齊貼切而不拘束；一是詩歌氣韻層，要求氣勢充沛而不狂放；一是詩歌審美層，要求婉麗且端莊。這樣，晚唐詩的“工”，與江西派譏諷晚唐詩的“鍛煉之工”便有了本質的不同。“鍛煉之工”偏重於形式技巧，多指煉字、煉句，往往是為了局部的對仗、細微的精巧而導致詩歌整體氣格受損；而楊萬裏標榜的“工”，則統貫了詩歌的各個層麵，是一種精巧典雅的整體美。這樣，“工”已不再是受人攻擊的弱點，而是一種成熟的典範。所以楊萬裏便可以說晚唐詩“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國風》此去無多子，關捩挑來隻等閑”楊萬裏《答徐子材談絕句》，《誠齋集》卷三十五。晚唐詩便也因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這樣，楊萬裏在藝術上賦予了晚唐詩至高無上的榮耀，但他還不滿足，還要讓晚唐詩承載社會評判功能。因為在當時主流的文學觀念中，詩文是應該負載政治功能的。既然《詩經》的作用是“興、觀、群、怨”，晚唐詩又是《詩經》的繼承者，它便有在邏輯上繼續其所有功能的義務。所以楊萬裏又說：
夫詩，何為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則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嚐食乎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讚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嚐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裏，戍人猶在玉關西。”《吊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楊萬裏《頤庵詩集序》，《誠齋集》卷八十四。
在這裏楊氏遇到了一個問題：由於文與道的觀念，詩文與政治往往聯係緊密，幾乎各個時代的詩歌都會對當時政治有所反映和幹預（比如說中唐的新樂府詩，就具有相當的戰鬥性），那麼如何來突出晚唐詩的與眾不同呢？楊萬裏能夠做的，便是添加一些附加條件，以排除其他時代的類似作品。這條件是：“去詞去意，則詩有在矣”（當然，這說法也不新鮮，無非是“味外之旨”、“酸鹹之外”的翻版），要求詩歌能夠含蓄、溫和地對社會現象進行批評，而不采取極端的過激方法。此文中所列舉的三聯詩，都反映了當時戰爭、殺伐不斷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雖然不一定做到了“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但確實有讓人“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的效果。然而這又帶出了一個問題：這一類對現實社會批評的詩作在晚唐詩中到底能占多大的比重？我們知道，晚唐詩人出於對政治的失望，將筆鋒進行了由外向內的轉變。詩歌或摹寫景物山水，或抒發個人的不幸和情緒，但是很少對社會進行批評，這一點晚唐詩表現得很明顯。故而楊萬裏在這段話中所說的“晚唐諸子”隻能是“諸子”中的一小部分，並不足以代表整體。也就是說，楊萬裏抱著“賦詩斷章，餘取所求”的態度，自己製造了一個晚唐，一個符合自己審美理想、一廂情願的晚唐。
三、晚唐詩對楊萬裏詩作的影響
不知是由於楊萬裏對晚唐詩的理解存在著偏差，還是因為晚唐詩本身就有著不可克服之局限，總之楊萬裏的學習晚唐詩走進了死胡同：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七字絕，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嚐與林謙之屢歎之，謙之雲：“擇之之精，得之之難，又欲作之之寡乎？”楊萬裏《荊溪集序》，《誠齋集》卷八十一。
從這段話我們知道了，問題也許出在了對創作範式的理解之上，林謙之的幾句話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楊氏一直在求“精”。聯係到楊氏對晚唐詩的理解，我們可以推測，楊萬裏一定是力圖在晚唐詩的寫作範式下作出能夠上追《風》、《雅》，具有含而不露的諷喻功能的作品。而我們也知道，晚唐詩中蘊含這樣的因子實在是不多，因為這本就是楊萬裏的誤解或是理想化，所以當楊氏真正試圖按照自己理解的晚唐範式去追尋的時候，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學之愈力，作之愈寡”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楊萬裏又開始了苦苦思索與探尋，終於有一天，靈光乍現：“是日即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同上。他雖不明原因，卻清楚地知道問題的症結所在，於是決心放棄。這樣，曾被自己奉為圭臬、作為醫救江西詩藥方的晚唐體，終於被放到了與江西詩同等的位置上，同樣地被“辭謝”。至此，晚唐詩完成了自己對楊萬裏的曆史使命。作為一種與江西詩風迥異的詩歌資源，它很好地幫助楊萬裏擺脫了江西詩風；同時作為一種自身存在缺陷又被嚴重誤讀的詩歌資源，它也注定無法完成幫助楊萬裏開辟新天地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