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追隨晚唐一派的詩人
徐璣（永嘉人）、趙師秀（永嘉人）、徐照（永嘉人）、葛天民（山陰人）、徐僑（義烏人）、趙希（無錫人）、趙希（無錫人）、張至龍（建安人）、張弋（寓居建康）、杜耒（南城人）、盧祖皋（永嘉人）、劉植（永嘉人）、周端朝（永嘉人）、趙汝鐩（袁州人）、陳翊（晉江人）、薛師石（永嘉人）、薛師董（永嘉人）、周師成（長興人）、薛美（永嘉人）、戴栩（永嘉人）、沈說（龍泉人）、薛泳（海寧人）、杜汝能（杭州人）、儲泳（雲間人）、趙汝迕（樂清人）、趙汝回（永嘉人）、陳昉（平陽人）、永頤（錢塘人）、程垣（龍岩人）、釋元肇（寓居金陵、杭州）、高鵬飛（餘姚人，高翥侄）、吳惟信（湖州人）、姚鏞（浙江人）、嚴仁（邵武人）、嚴參（邵武人）、嚴粲（邵武人）、李聾（浙江人）、趙希邁（樂清人）、宋伯仁（湖州人）、葉茵（蘇州人）、王諶（宜興人）、林尚仁（長樂人）、俞桂（杭州人）、朱繼芳（建安人）、張至龍（建安人）、施樞（丹徒人）、釋斯植（居武林）、張蘊（揚州人）、程炎子（宣城人）、蔣廷玉（永嘉人）、胡仲參（泉州人）、盛世忠（泉州人）、薛嵎（永嘉人）、柴望（江山人）、顧逢（吳郡人）、真山民（括蒼人）、釋圓悟（福清人）、陳允平（鄞縣人）、何應龍（錢塘人）、陳一齋（永嘉人）、宋慶之（永嘉人）、盛烈（永嘉人）、陳宗遠（德化人）、郭從範（德化人）
三、試圖融合、超越兩派的詩人
萬俟紹之（郢人）、史文卿（鄞縣人）、劉翰（長沙人）、李泳（廬陵人）、吳仲方（霅川人）、張煒（杭州人）、來梓（豫章人）、張表臣（居鄞縣）、陳造（高郵人）、洪邁（上饒人）、薑夔（鄱陽人）、釋紹嵩（廬陵人）、葉紹翁（建安人）、毛珝（三衢人）、葉適（永嘉人）、趙善扛（豫章人）、徐從善（古栝人）、高吉（廬陵人）、陳峴（溫州人）、李自中（南城人）、孫應時（餘姚人）、高似孫（鄞縣人）、任希夷（邵武人）、裘萬頃（新建人）、李壁（眉州人）、韓淲（上饒人）、釋居簡（居杭州）、呂聲之（新昌人）、周端臣（建業人）、杜旃（金華人）、趙汝績（寓居會稽）、李賈（光澤人）、林壁（光澤人）、蔡沈（建陽人）、度正（合州人）、黃珩（閩人）、周文璞（陽穀人）、蘇泂（山陰人）、王象祖（臨海人）、陳宓（莆田人）、戴複古（黃岩人）、高翥（餘姚人）、徐文卿（玉山人，朱熹弟子）、趙庚夫（莆田人）、秦綱（建康人）、魏了翁（邛州人）、鄒登龍（臨江人）、吳泳（潼川人）、鄭斯立（懷安人）、孫惟信（婺州人）、林表民（寓居臨海）、史彌寧（鄞縣人）、李大方（永豐人）、趙與時（臨江人）、黃順之（邵武人）、趙立夫（樂清人）、趙汝淳（昆山人）、朱複之（建安人）、洪谘夔（於潛人）、黃大受（南豐人）、陳起（錢塘人）、戴燁（黃岩人，複古侄）、許棐（海鹽人）、劉克遜（莆田人，克莊弟）、劉子澄（太和人）、白玉蟾（福建人）、周弼（寓居杭州）、王琮（括蒼人）、王同祖（金華人）、方嶽（祁門人）、蕭元之（臨江人）、趙孟堅（海鹽人）、李曾伯（僑居嘉興）、王誌道（宜興人）、張明中（西蜀人）、董澥（寧都人）、李昂英（番禺人）、潘牥（閩縣人）、羅椅（廬陵人）、張榘（鎮江人）、羅與之（吉安人）、朱南傑（丹徒人）、釋文珦（於潛人）、利登（新幹人）、胡仲弓（泉州人）、潘璵（四明人）、陳著（鄞縣人）、徐集孫（建安人）、章粲（樟樹人）、章采（樟樹人）、吳錫疇（休寧人）、許月卿（婺源人）、陳必複（長樂人）、方逢辰（淳安人）、樂雷發（舂陵人）、釋行晦（居嘉興）、葛起耕（丹陽人）、葛起文（丹陽人）、周密（湖州人）、史衛卿（鄞縣人）、鄭思肖（連江人）、陳普（寧德人）、丘葵（同安人，與鄭思肖、陳普稱為“閩中三君子”）、趙友直（上虞人）、張紹文（鎮江人）、仇遠（錢塘人）、艾性夫（撫州人）、徐端（玉山人）、宋無（蘇州人）、汪炎昶（婺源人）、韓信同（寧德人）、林昉（福州人）、董杞（鄱陽人）、鄧允端（臨江人）
其中，從江西詩風的51人，絕大部分是江西籍的詩人；作晚唐詩的64人，以浙江籍尤其是永嘉籍的詩人為多。兩派都表現出鮮明的地域特點。兩派之外的融合派詩人114人，來自全國各地。在上述名單中，名字劃線的是張宏生先生在《江湖詩派研究》中認為合乎“江湖詩派”標準的詩人，其中詩風沿襲江西派的24人，走晚唐一路的46人，兼有兩派風格的56人。顯然，這個經過張先生整理的“江湖詩派”，其詩歌風格還是沒能做到一致。
因此，“江湖詩派”不是以詩風作為劃分標準，甚至也不以政治地位作為劃分標準，它不具備作為一個詩派的資格，不足以成派。黃震說的“江湖詩”、張之翰所說的“江湖”也不應當和我們一些文學史上的“江湖派”劃等號。
第二節 對於江西、晚唐的批評
及其他道路的探索
南宋後期的三個主要流派——江西派、晚唐派、融合派都相當活躍。其中江西派與晚唐派互不相讓，進行著激烈的論爭；而融合派則對兩派進行著批評或調解。
一、對晚唐體的批評